我们约定每天只做一件事：试图留下一个痕迹，等另一个“我们”来回应。
第一天的测试简单到近乎儿戏。Lydia提议我们用最基本的刺激反应——味觉。
“你今晚喝一口白醋，再睡觉。”她看着我的时候像在玩一个古老的心理实验，“如果明天醒来你仍记得这个味道，就说明我们之间的感官是部分可继承的。”
我点头答应。那天晚上，我在水杯中滴入几滴白醋，强忍着刺鼻的酸度咽下那口液体。味道在舌尖停留的时间比我想象中长，像某种刻意制造的“现实坐标”。
我没说出口的，是我几乎期待那个明天。
—
我醒来时，第一感觉是干渴。
不是普通的口渴，而是舌根深处有种隐隐的抽离感。我下意识伸手去够床头的水杯，却摸到了一个玻璃瓶，瓶盖松着，瓶口还有酸味。
我嗅了嗅，几乎立刻确认，那是白醋。
我愣了一下，然后迅速翻身起床，拉开笔记本。日期栏我昨天标注了清晰的圆圈，写着“干预测试#1”。现在我补上一行：
结果：味觉残留存在；容器位置未被扰动；事件被“继承”。
Lydia的消息刚好跳进屏幕：“你还记得酸味吗？”
我回：“不只是记得。我还留下了瓶子。”
我们沉默了十几分钟，没有继续发消息。那种成功的兴奋感混杂着一种说不清的不安——就像无声证实了一件我们心里一直回避的事：
我们确实处在被坍缩的路径上，只是我们开始学会“在路径之间打标记”。
—
接下来几天，我们分别设计了“行为指令实验”和“时间标记实验”。
比如：
在睡前打开冰箱，把最上层饮料罐朝右；
睡前用铅笔在床头墙面画一条水平线；
反复播放同一首音乐，耳塞中循环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
把一张写着“Don’t trust your eyes”的纸条塞进鞋里。
这些行为像是“送信人”，我们并不知道哪一条会送达，也不知道哪一条会变成乱码。但它们确实开始在第二天的世界里留下印记——有的完整、有的模糊、有的被替换为意义相似的动作。
我曾在一个早晨穿上那双塞着纸条的鞋，发现里面夹着一张不同颜色的便签，但字迹却是我的风格，写着：“Try ears instead.”
听觉代替视觉。
那天我没有看日历，而是听窗外鸟叫的节奏来判断时间。
一种微妙的转换正悄悄发生：我们从观测对象，变成了试图操控观测本身的实验者。只是我们仍不清楚，到底是谁把我们放进了这场实验里。
—
第五天，我们尝试了一次“情绪干预”。
Lydia说她想测试，“情感记忆是否也能跨路径保留。”
她问我：“你愿意……在入睡前，想念我一次吗？”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轻，像是提一个可能会被删掉的问题。我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那晚我关了灯，把她的名字默念了三遍，像念一个密语。
—
第二天早晨，我从梦里醒来，心跳有点快。窗外的阳光打在眼皮上，像是被谁轻轻擦过的指尖。我下意识打开手机，页面停在微信聊天框里，未发出的草稿是一句：
“今天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我按下发送键的手停了一下，改成：
“早上好。”
她秒回：“梦到你了。”
我敲字的指尖轻轻发颤。
我们不再提梦的细节，但那天我们都默认了一个事实：
情绪，是所有实验中最稳定、最不容易错位的东西。
—
但不稳定的，也开始出现。
第六天，我试图不再做任何干预。不放纸条、不做记录、不听音乐。我想知道，如果我完全“放弃影响”，自己会被坍缩成怎样的我。
结果我醒来时，躺在宿舍楼另一侧的空屋里，桌上多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你终于停下来了。”
我打开，纸上的字迹有些凌乱：
“你一直在做试验，但我们之间早就开始。
你记不记得，去年夏天的那场暴雨？”
我不记得。
可我心里某一部分，像是被那句话击中，发出轻微的颤音。
那天之后我开始怀疑一个更深的问题：
我是否真的“选择”过任何事？
还是说，所有的我，都是在预设的轨道上，被允许有错觉地动一下指尖？
Lydia没有给答案。她只在我们当晚的通话里，轻声问了我一句：
“你现在的你，是你选的吗？”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说：
“不是，但我试图是。”
?
我越来越执着于“突破点”。
每一次干预的微成效都像一滴滴甜蜜的毒液，让我更急切地想知道，我究竟能改变多少。
于是第七天，我想做一件确定性更强的选择：故意放弃一次重要会议。
那是一场可能决定我博士项目走向的项目答辩，通知上写着：上午十点，Physics Hall 114室。
我不去。哪怕所有版本的我都去了，我想让至少一个我，主动放弃这场选择。
我把这个决定写在白纸上，钉在宿舍门后：
“我不去，不管有什么后果。”
然后我上了闹钟，设置为上午十点零五，睡前关掉所有日程提醒，甚至刻意把手机关机。
我做足了准备，决意任由现实怎么反扑。
—
我醒来时，阳光正好，闹钟响了两遍。时间显示：上午10:05。
我长舒一口气。
翻身下床，准备写下“成功错峰”的结果，却在桌角看见一份资料包。标注着昨天的日期，上面赫然是“答辩材料已提交，等待初审”。
我心头一紧。
我拿起手机重启，屏幕亮起后跳出一条未读邮件：
“Cheng：感谢您今天的出色答辩展示，评委团一致通过预评建议。
请于下周提交最终修改稿。”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打开通讯记录，果然，早上8:23，有一通20分钟的外拨电话，标注的是导师办公室座机号。
我不记得接过，也不记得讲过。
我明明决意躲开这一切。可最终，它还是被另一个“我”执行了，在我睡梦中，替我完成了“我不愿选择的事”。
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更残酷的事实：
你能抗拒的，不一定是“你决定不做”的，而可能是——那个“你”并不参与这次轮换。
我只是被分派到“错过答辩”的那个“空壳”，而另一个拥有主导力的我，代我完成了那场决定**件。
就像一场不可退出的轮班表。
—
我把这个经历告诉了Lydia。
她沉默良久，说：“所以你想更激烈地干预？”
“我想至少证明，我们不是走在‘别人预写的故事’里。”我说。
“但也许正因为我们试图操控，它才不断偏离。”她抬头看我，眼神认真，“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异常意识’，本来就不该存在太久？”
我盯着她，说不出话。
她缓缓道：“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一直是正常的人生轨迹，就不会记得这些……裂缝，也不会因为这些裂缝，越来越像个永远回不了家的漂流者。”
“可如果不试着回去，我们永远都只是背景里的变量。”我低声说。
她没有回答。
那天我们道别时，她没有像往常那样握我的手，也没有回头。
—
第八天，我破例做了件疯狂的事：
我在身上写字。
不是便签，不是纸条，而是直接拿细笔在手臂内侧写下一句话：
“你不是你。”
我想知道，躲不过文字的皮肤，会不会也躲不过现实的跳转。
—
我醒来时，天还没亮。
我先看了看镜子，然后是日历、手机，再是窗台的植物。都和平常一样。
直到我洗漱时卷起袖子，看到手臂上那道浅浅的红印。
墨迹已洗去，但皮肤留下了轻微的发痒感，仿佛某段记忆被谁从肌理上抹掉，只留下空壳。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在这个结构里，我们最多只是被允许轻轻敲响门环。
如果你想真正推开门，那门就会消失。
—
那天我发了一条消息给Lydia，只写了一句：
“我们是不是，永远不能一起变成同一个版本？”
她没有回。
我等了整整一夜，直到清晨四点。
窗外传来远方火车的鸣笛声，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我正在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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