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六年的春天来得晚。西市的槐树到了二月末才冒芽，苏伯说去年不是这样的，去年正月十五一过，枝头上就有绿尖了。沈约问他去年的事记得这么清楚，他说活字盘上刻着日子。沈约凑过去看，盘底确实有几道划痕，歪歪扭扭的，不是字，倒像是是记号。
沈约给阿虫的字帖已经写到第十六张。这一张教的是“诉”字。阿虫趴在矮桌上，毛笔攥得太紧，手腕绷着，写出来的横画两头粗中间细，像一条被碾过的虫子。沈约把他的食指掰开，让他握笔不要用拳头，只需用三根手指捏住笔杆，剩下两根贴着就行。阿虫照着做了，但写出来的字还是歪，“言”字旁的第二横拖得太长，跟右边的“斥”撞在了一起。
“这个字是'诉'，不是'拆'。”沈约用指甲在纸上划了一道界线。“言字旁的横不能越过这条线。你试着写小一点。”
阿虫蘸了墨，写了第一遍，太大。第二遍，还是歪。第三遍开始有了形状，言字旁勉强站住了，他一口气又写了两个。第五遍的时候竖钩收得干净了些。他拿起纸对着窗口的光照了照，纸上的墨迹透过来，反着看比正着看更歪。
“我怎么正着看还行，反着看就不像字了。”
“因为你写的时候在看自己的手，不是看字。”沈约把字帖翻回第一张给他看。那张纸上写的是“人”字，纸角已经卷了。“你第一天写的'人'，撇太长捺太短。现在你回头看，是不是觉得难看？”
阿虫看了看，点点头赞同道：“嗯。”
“但你当时觉得写得挺好。”
“嗯。”
“所以写字这个事，要过几天才知道好不好。你今天写的'诉'，过三天再看。”
阿虫点了点头，把那张纸小心地压在桌角底下，上面用砚台压住。他已经能念完整的告示了，碰到生字会先猜，猜不出了才问。他猜字的方式很直觉——“讠”旁的字跟说话有关，“氵”旁的字跟水有关。有时候猜对了，有时候离得很远。前天他猜“沐”是“洗头”，猜对了。昨天他猜“沦”是“大水”，猜错了。沈约跟他说“沦”是沉下去的意思，他想了一想说，沉下去也是跟水有关，所以不算猜错。
苏伯在旁边听见了，从活字盘后面说了一句：“你这个学生比我当年的学徒聪明。我当年的学徒学了两个月，'人'字的捺还是写成了一根棍。”阿虫问后来呢。苏伯说后来那个学徒不学字了，改学刻模子去了。
柳十在铺子里住了下来，他一只手不能用，另一只学了三个月已经能搬纸、研墨、给苏伯的活字盘上墨。他不说话，但他干活的时候会有一些细小的习惯。比如每次搬完纸都会把纸角对齐，比如研墨永远是顺时针，比如吃饭的时候碗一定要放在桌子的左上角。
沈约有一次问他这些习惯哪来的。他说不知道。过了很久又补了一句，我哥也这样。
前几日她收到了父亲从桂州寄来的信。从冬至那件冬裤、二月那件棉袄寄出去，到这封回信，长安到桂州的路一封信要走两三个月。信很短，说那边入春早，瘴气也起得早，叫她不必挂念，字比上一封抖。她回信也短，只说铺子里一切都好，随信夹了一小包她在西市抓的防瘴药材——苍术、艾叶。她不知道这些到底有没有用，但寄出去心里踏实些。她和这个素未谋面的父亲，就靠这些走得很慢的纸，一来一回地认着对方。
那段时间沈约的案子不多。韦坚走后，万年县新县令姓郑，做事谨慎，不敢随便判案。送来的抄件比去年少了一半，老周不抱怨了，阿虫说他最近在学着下棋。沈约没有问老周是不是还在帮她，她从不过分追问这些。但她每次收到新的判词抄件，纸边上偶尔还会出现别人的笔迹。不署名。写的是她上次边注里引过的那条法条，后面新附了一个判例。像是在帮她补课。
裴衍每隔几天来一次槐衙。有时候带案卷，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是来坐一会儿。
三月初六那天他带了一个布袋进来。袋子沉甸甸的，放在桌上发出纸页挤压的闷响。他把袋口松开，里面是一摞案卷，用麻绳分了四扎。
“周边县送来的。蓝田、咸阳、泾阳、三原。大理寺年末清卷的时候，各县把积压的案子往上送了一批，没人看，我搬过来了。”
沈约把四扎案卷拆开铺在桌上。蓝田的三份都是田界纠纷，写得潦草，判词的格式不统一，有一份甚至没盖签章。咸阳的两份是盐税相关，涉及的法条引了《赋役令》，引得不算错，但疏议的部分完全没有提。泾阳的一份是驿站丢了一匹公马，案卷很薄，只有两页，判词写了三行就结了。三原的最厚，一个乡绅告邻人盗伐林木，附了六份证人供词，每份供词的措辞几乎一模一样。
她把三原的案卷翻到供词那几页，用指尖顺着每行文字划过去。六份供词，六个不同的人，但写法都是先叙时间，再叙地点，再叙所见，甚至连断句的位置都一样。她抽出第三份和第五份并排放着。
“这两个证人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隔了二里路，但他们看到的东西、描述的顺序、用的句式全一样。”她把两份供词推到裴衍面前。“不是他们看到了一样的事，是同一个人替他们写的。”
裴衍拿起来看了一遍。“县里的讼师。”
“讼师代写没问题。但六个人都用同一个讼师，而且措辞完全统一，代写可不是这样，这是编排。而且你看这份，第三个证人说‘见李某于午时持斧入林’，午时他应该在地里干活。一个农户午时不在田里，在林子边上看人砍树，这个时间本身就可疑。”
裴衍把供词放回去。他没有评价。沈约把这份案卷单独放在桌子的右侧角上。那个位置是她留给“暂时查不动但要记住”的案子的。
他的大理寺同僚里已经有传言说他养了一个“在坊间调阅案卷的助手”，郑卿知道，没拦，也没批。沈约问他郑卿是什么意思。裴衍说郑卿的意思是：我假装不知道，你们别让我不能假装。
这天傍晚，沈约收拾完铺子，把阿虫的字帖翻到新的一页，画了一个“律”字。双人旁，聿。阿虫问这个字拆开是什么意思。她正要讲，门口有人敲了门框。是隔壁的崔娘子。
“阅娘，有个人找你。在豆腐坊坐了一个多时辰了。”
“什么人。”
“一个女的。看着像大户人家的。但她自己来的，没带丫鬟。”
沈约把笔放下，跟崔娘子走过去。豆腐坊里坐着一个年轻女人，穿一件素净的青灰色褙子，发髻梳得简单，不像大户人家，更像大户人家的女官。她面前放了一碗豆浆，已经凉了，一口没动。她的手放在桌上，指甲剪得很短，右手中指侧面有一道淡淡的茧痕，那是长年握笔磨出来的。她坐姿很直，但不僵。她的目光在沈约进门的一刻就扫过来，快，准，全，像是在看一份刚送到案头的公文。
“我叫卢昭容，”她说。“吏部考功司的。”
沈约在她对面坐下来。豆腐坊的灶台还冒着白气，崔娘子站在灶后没走，手里攥着把长柄勺。外面的巷子里有人赶驴经过，驴蹄子踩在青石板上的声音一远一近。
“我知道你，”卢昭容说。“老周的姐夫是我表舅。他跟我提过你。他说你在抄件边上写的注释，有些他做了一辈子文书都没见过。后来韦坚的案子闹出来，我在吏部看到的结案卷宗，上面有一个人没有名字，但有一份'案卷校勘意见'。笔迹跟你的抄件一样。”
沈约没有说话。卢昭容也不需要她的回答。她把一个信封从袖子里拿出来，放在桌上。动作很轻，但放得很准，信封的长边刚好跟桌沿平行。这个人做什么事都有一个精确的角度。
“这是一个被吏部扣了三年的人事档案。档案的主人叫周敬，二十年前在南海关做文书。他的档案被人从户部删了，理由是'失踪'。但我查了他的考功记录，他每年都给吏部报备，每年都是同一行字：在职。所以消失的不是他，是他的身份。”
沈约用了几秒钟把这条信息拼了一下。南海关。被删的档案。一个每年都在报到但已经“失踪”了二十年的人。她想起裴衍放在槐衙架子最里格的那张纸——周谦，已录存。和韦坚的案子一样，都是有人在用公文系统擦掉不该存在的人。
“你要我帮什么？”
“不是帮我。”卢昭容把豆浆端起来喝了一口。凉了的豆浆上面凝了一层皮，她吹了一下，没吹散。“是帮一个在世上活着、却在档案里死了的人。”
她把信封留在桌上，站起来准备走。走路的时候裙摆很稳，步子不大不小，是在衙门的回廊上走了十年练出来的节奏。
“还有一件事。韦坚的案子在吏部存档的时候，郑卿让人在结案卷宗最后附了一个名字。不是你的。是'文墨斋协助'五个字。以前没有这个先例。以后可能会有人来找你。”
“找我是好事还是坏事？”
“看先找到你的是谁。”
她推门出去了。崔娘子从灶台后面探出头。沈约坐了一会儿，把豆浆端起来喝了，很浓，豆腥味很重。崔娘子的手艺一直这样。她喝完把碗放在灶台上。“崔娘子，下次多放点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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