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学校，也离别了童年，开始步入了社会，也开始步入了一生曲折坎坷苦难的征程。宋辛弃疾词曰“如今识得愁滋味，欲说方休！欲说方休！”
我下学的第二年，就是1958年，也是□□的一年，人民公社的一年。大办食堂，大搞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到处一样，热火朝天。
队里派我在食堂当会计，白天跟男女劳动力一起干活，担水、洗地瓜、做窝窝头。到晚上，他们洗地瓜、做窝窝头，准备第二天早上的饭，我算一天收支的饭票等账目。
那时，把好几个村的男女劳动力都集中到一起，搞什么大整畦田，口号是：“深翻地，广积粮，增高产”。中午饭，我们五个人要把窝窝头和小米汤送到工地上。西刘的劳力都集合到王牟村一起整畦田。我父亲在吕家村木工组干活，我母亲是劳力，在王牟工地干活，娘跟着看孩子。
每天中午，我们三个妇女，每人一担小米汤，俩男劳力抬一大簸箩窝窝头，从西刘食堂到王牟工地，整整四华里路，我们一气挑到那里，一中午一趟，其辛苦可想而知。晚上回到本村的食堂吃，各家的饭桌都搬到了食堂，摆好长一溜，口号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事事集体化”。把各家的墙都拆掉成为一家，有的用来做食堂，有的用来做什么助产房，家家都空荡荡的，一无所有。
这一年的秋天种麦子的季节，在坡里用木棍当支架，用高粱秸或玉米秸堆成房子样，全队里的人都在一个棚里住，一家紧挨着一家，吃住都在坡里，食堂里天天上坡送饭。
大炼钢铁早就开始了，所有的钢铁物件，一件不留，摊煎饼用的鏊子，都打碎炼了钢铁。木箱木柜上边的“时间”都起下来交到队里。家中一粒粮食都没有，没有锅灶。五八年本是个丰收年，地头，路边，到处是玉米，地瓜蛋，人们没拿粮食当回事，一个向家里拿的也没有，在一片混乱中，人们似乎什么也不稀罕了。
整畦田的人们都回到了本村中种麦子。又叫我们向纪台南门的钢铁基地送饭，我挑一担很稠的小米汤，同伴扛一大筐子窝窝头，有二里多路远。到了工地，正巧看到我二妹一住不住在吃力地拉着风箱。我放下扁担，忙接过来替她拉着，叫她赶快吃饭。二妹把风箱让给我，一歪头就呼呼大睡，什么也不知道了，可见已是劳累至极。因为当时的口号是“苦战七昼夜，超英赶美”。人们六七天没有睡觉，疲劳困顿地东倒西歪，一不小心红红的炭火就烧风箱嘴子，被烧坏的风箱如小山样堆了一大堆。所以，拉风箱地一个劲地不敢停。生怕烧坏了风箱。
看看太阳西下，我要回食堂还有别的活要干，不得不叫醒二妹，快起来吃点饭，与她同龄大的好几个还在不住地拉着，困的叩头叩头的，二妹幸运的睡了两个多钟头的觉。那里人欢马叫，热火朝天，口号如云，体现了当时大炼钢铁的新气象。
在食堂，每天很早就起床，有三个拉火的，一个打水的。晚上我算账时，他们已经把地瓜洗好装在十二印的大锅里，上面好几层笼屉蒸着已做好的窝窝头，点着炭火后，最少也要拉一个钟头。哥嫂们看我年龄小，力气弱，叫我选愿意担水还是拉火，我说我挑水。担下一天所用的水也不轻快，一天一大缸，这一缸一般十二担水才满，我却用两只大白桶九担就满。以前的水井，是用井绳拔水，井绳上拴上钩子，再钩上桶，送到五六米深的井下，等水满桶后再一把一把地提上来，用担杖挑到二百米远的食堂。我从十五岁就开始干大人的活，人们认为我是成年人，其实我才十五岁。因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无劳力的孩子早干活。从那时起，我的个子没有再长高，大概是与劳累有关。
1958年虽然大丰收，人们忙于□□，吃有食堂，没拿粮食当回事。但到了1959年，生活开始困难了，小米汤窝窝头的生活已经没有了，开始吃地瓜。起初人们嫌地瓜不好吃，以后地瓜也没有了，开始吃胡萝卜。麦里秋里打下的粮食一律上缴，说是还苏联外债，一个粮食粒也不留。人们开始为生活着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食堂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生活一步步地开始困窘，一日三餐已无指望，朝不保夕，面黄肌瘦，个个水肿，生命垂危，到了无法再生活下去的悲惨境地，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饥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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