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天下午,石磊同敖博相见了,此次见面意义非同寻常。两人都同样具有深沉的胸怀,相互招呼点头之际就彼此倾慕了。这一对锐利的目光同另一对锐利的目光交汇——一个是狂傲不羁、多愁善感,处处显示出真性情的诗歌王子;另一位心地隐蔽,是一个满腹经纶、放浪形骸的摇滚歌手。他俩在精力上势均力敌,同他们相比,我可是力不从心。这意味着生活中的一切从此将变得疯狂,犹如置身于漩涡之中。
与石磊同来的有杨尚德,刘秋生也和空中天使——王挽鹭一同来了。我目光逡巡在王挽鹭脸上,她一见我就莞尔一笑,仍像第一次我们遇见时那样:美丽、优雅、亲切。她今天穿了件水红的短外套,里面一件银色的吊带背心,托出丰满而白皙的胸脯,一条Versace的紧身牛仔裤,一双高帮靴子,非常性感迷人。她跟在刘秋生身后,显得有些矜持,她一直努力地保持着这种矜持。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妩媚动人的女孩,她的皮肤,白里透红,水嫩,她的身材丰满匀称,每条曲线都勾勒得恰到好处,男人要不喜欢都难!我们终于又重逢了。我来到院子里。
“嗨,伙计,”石磊说,向我伸出他那只大手,“小雪怎么没有来?”
“她还在都昌,”我说,“我看大伙都挺好的嘛。今天美女和诸位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
我向他们一一打招呼,并把敖博介绍给大伙儿。
“这位先生是——”他说,向石磊伸出手去,石磊正打量着他。
“很高兴同你认识。我叫石磊,你T恤上的'A'字是什么意思?
“Absolute Liberty的英文缩写,也就是绝对自由的意思。”敖博开腔说。
石磊还是弄不明白。我告诉他,这“A”字代表“安其那主义”,敖博是一个摇滚乐手。
“为什么不是切·格瓦拉头,重金属头,说唱头和涅槃头的图案呢?”王挽鹭凝睇着敖博,说,“我在纽约经常看见一些摇滚乐手、爵士乐手,甚至还有嬉皮士、雅皮士青年,穿印有这些头像的T恤衫,在酒吧和沙龙聚会。”
“至于切·格瓦拉是怎么让自己的头成功登上T恤衫,这事我不清楚,但我知道Rage Against The Machine乐队,或其他重金属、朋克乐队的乐手们,很喜欢在自己的衣服或CD上,以及街头涂鸦。而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安其那主义,即使不是,因为传统问题,也都喜欢‘A’这个标志。”敖博说这话时神情严肃。行将逝去的黄昏用它忧伤的玫瑰红的暮霭团团围住了他。他继续说道:“'Rage Against The Machine乐队一直在寻找挑衅和对抗的感觉,但我不想那么做,我只想创建一支带有AERO**ITH味的黑安和RUN-DMC混合体乐队,玩我自己喜爱的音乐同时说出心中的想法——”
杨尚德在敖博的后面,走廊墙壁上那幅呆笨、退化了几亿年的恐龙画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走上前想仔细瞧瞧,又向后微微挪动,一会儿弯下腰,一会儿踮起脚,想从各个角度看个究竟。他摇摇头,大吼一声:“画的是什么玩意!”他压根儿说不清对这画该如何评价,索性不去管它了!他重新回到房间,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踱来踱去,以半带讥讽的口吻大发一通议论:“听着,各位,我实在无意在你们绝对自由的劲头上泼冷水;不过,在我看来,是时候了,你们得认认真真想想,你们是些什么人,要干什么。”
没有人回答,只听见咯咯笑声。
“我想知道,你们成天呆在这儿到底目的何在?你们在这儿七嘴八舌,高谈阔论是为了什么?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敖博,你估计你最终可以活几年?”
也只听见咯咯笑声。
“石磊,你干吗也对摇滚发起烧来,你是军人,难道你要去当摇滚的炮灰吗?”
石磊低着头,全然不知所措。
“刘秋生,你干嘛要把王挽鹭也带来,难道你想要她在一万米的高空也去摇滚,让餐车上的咖啡壶猛地跳出来,滚落在过道里,让热咖啡倾倒在旁边的乘客身上?”
刘秋生摇摇头,王挽鹭脸上一抹红晕。我忍不住“扑哧”笑了起来。
“丁仆,你干嘛要把小雪扔在都昌,你那肥屁股纹丝不动坐在这儿,难道就心安理得?你的家在哪儿?你真没活干吗?”
杨尚德说起话来故意一本正经,嗓门儿又尖又高,让人听起来,如他所说,就像摇滚音乐似的,其目的是吓唬大伙儿,以为那声音犹如滚石一般在响。“摇滚这个词害了很多人,”他告诫我们,“你们迟早是要卖掉鼓,卖掉贝斯和吉他,去换蛋炒饭的。”他狂迷的目光显得咄咄逼人,盯着我们。
那个晴朗的下午,我们一见面就这样七嘴八舌地聊了起来。后来蔡胜利和他的妻子也跑进我的房间凑热闹。看来他想同别人聊上几句,可他一直没有机会,因为大伙儿都冲着石磊说个不停。敖博站在那儿,在石磊、杨尚德、刘秋生、王挽鹭和我面前眉飞色舞,说得正起劲,并请我们稍等片刻,转身朝自己的房间,去取下那把墙角边放着的木棉牌吉他。他跳进我的房间,神色忧郁,目光越过我们的头顶望向开着的窗户。他开始自弹自唱起老鹰乐队鼓手唐·亨利主唱的《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我们突然安静下来。
行驶在昏黑的沙漠公路上,
凉风吹起我的头发。
浓烈的××香,
弥散在空气中。
抬头遥望远方,
我看到微弱的灯光。
我的头越来越沉,
视线也变得模糊。
我不得不停下来寻找过夜的地方。
她站在门口招呼我,
我听到远处教堂的钟声。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这里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
……
他唱得很带劲,身子随着节奏摇个不停,只是在等待下一曲缓慢而悠长的乐声时才暂时歇一歇、吸一口气。
而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黄昏时,美国西部荒漠的公路上,一个开着老旧汽车飞驰的孤独男人,在路边一家汽车旅馆停车,大门前掌烛的丽人,酒吧里神秘的领班,以及后院里令人着魔的舞蹈,还有意图杀死却总杀不死的恶魔……
“真他妈的摇滚!”我忍俊不禁得掉出了眼泪。
“我是火车,我是火车,我是火车——”他向窗外望去,嘟着嘴唇,仿佛压根儿没把谁看在眼里,连杨尚德也只能舔他的屁股似的。“我不能越轨,越轨我就死了,”他不时转过身,“我不能脱轨,脱轨我也完了,”他摇着头,显得那么疲惫,仿佛对这世界深恶痛绝。“两条铁轨掌握着我的命,我的命,”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像在哭泣似的。“我曾帮助许多人迅速去了××,”那灵巧的指尖在琴弦上跳来跳去,时而奏出一个和弦音,他仍继续唱道,“可没有人帮我离开这个地狱。”他那双黑色的眼睛流露出悲伤,“我是火车,我是火车,我是火车——”吉他的每一处都似乎在颤动。“我想死,都死不成”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盯着我们。我是说望着石磊和我。我们脸上的神情仿佛在说,嗨,在这个人人伤感痛苦烦恼的人世上,咱们干的一切有何意义?——我什么都不喜欢,我就喜欢绝望。因为我们在这儿接触到的是可怜的摇滚歌手在喧嚣街道上痛苦潦倒的生活本身,因此他边说边唱。“我是火车,我是火车,我是火车——”声音拉得很长,很长,仿佛要等歌声冲向天花板,穿透过去,向星空飞去——他才慢慢把头垂下头,唱着“我想死,都死不成——”,最后戛然而止,余音仍在空中萦绕。他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他连盯都没有盯我们一眼,只低下头呜咽起来。大动人了。
我走过去同他聊起来。后来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新主意,准备去楼下的酒店喝酒庆贺一番,可又有什么事能够值得我们如此狂饮喧闹呢?我实在想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此时自己和别人又有什么不同,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文不名的人远比在台上的政客精英们更心安理得。空间茫茫,时间恍恍,问人类要去何方?规律就是一张拘留万物的大网,凡是活着的都回不了自己的故乡。
我们来到楼下粗茶淡饭餐馆,大伙围着一张餐桌坐在那儿。先上来的是银鱼甲鱼汤。大家咂咂地啜饮起来。敖博仍然点了一份他爱吃的水煮牛肉。杨尚德不吃荤菜,只要了一份西芹炒百合。刘秋生端着汤匙一匙一匙地为王挽鹭盛汤。石磊脱去上装,只穿衬衫,他同别人一样盛了一大碗甲鱼汤,嘴含汤匙仍在说话。一箱啤酒同时放在桌上,我们就像喝水一般,咕噜咕噜一饮而尽。敖博喝得满脸通红,浑身大汗,不停地吼叫,跌跌撞撞地冲进卫生间猛敲门,想把门砸破,可那门是实木门有一寸厚,结果他的中指骨碰伤了。那天晚上他在这儿醉得一塌糊涂。我们坐在大厅的沙发上,闹闹嚷嚷。杨尚德挽着敖博的手臂扶他上楼,刘秋生和王挽鹭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就剩下石磊和我。我们离开大厅上街去兜风。
此时黑夜已经降临。我们张口讲话时嘴里冒出的一小阵一小阵的水汽,现在几乎看不见了,除非是当我们经过一个有亮光的窗子,在反光下才可以看见,但这时水汽变为黄色。我们踏在了林荫道的屋基上。在春夜路灯的背景上,它却拖曳着一条黑黑的痕径。一个由污糟而黯淡的住家所集成的居民区,像垃圾一样地东一堆西一堆族聚在草地上面。再靠近一点甚至可以看见那水泥搅拌机的猥亵狰恶而参差不齐的面目。我们小心地绕过了它,继续在街上转悠。
我们感到惊奇的是:那些来来往往磕磕碰碰的人的面孔,好像个个都非常渺小,我觉得他们离我很远似的,踏在脚下的大地也好像忽然涨起一丈多高。虽然有那样嘈杂的声音,或者有一大群人正幸灾乐祸地围着看两口子打架,我们仍然感到很孤独。这是说,我们觉得自己仿佛是只身走在萧瑟的荒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领带、滑雪衫、毛织物、肥皂、香烟、微型收录机、苹果、橘子、食品罐头、有奖证券、流行歌曲磁带、**明星照——或许只是我已经到达或进入另一境界,另一层知觉,另一层感觉——或无感觉之中——那个晚上,我们还碰见一个醉心于镜花水月,自称刘浏的“文青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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