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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宋人寻踪

凛冬。汴梁城笼罩在铅灰色的天幕下,细密的雪粉无声飘落,覆盖了御街的青石板,压弯了朱雀门外老槐的枯枝。皇宫大内的暖阁里,炭火烧得正旺,驱散了窗棂缝隙渗入的寒意,却驱不散弥漫在君臣心头的阴霾。

宋真宗赵恒端坐御案后,手中无意识地摩挲着一方温润的羊脂白玉镇纸。这方玉镇纸雕工精湛,玉质纯净,是江南贡品中的上品。然而,他的目光却穿透了它,仿佛在凝视着某种虚无缥缈、却又重逾千斤的东西。

澶渊之盟已过去数年,岁币的输送成为定例,边境暂得安宁。但辽国枢密使萧挞览那番关于“或存残器”的暗示,如同附骨之疽,日夜啃噬着他的帝王尊严和王朝自信。

“陛下,”宰相王旦的声音低沉而清晰,打破了暖阁的寂静,他手中捧着一卷奏疏,“这是御史台、礼部及太常寺联名所上,恳请陛下颁诏,广求天下遗珍,尤重……前朝符命重器。言称,此乃正本清源、彰明天命、凝聚民心之举。”奏疏的措辞冠冕堂皇,字里行间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焦虑和急切。

真宗的目光终于从虚无中收回,落在王旦身上,又缓缓扫过侍立两侧的重臣寇準、毕士安等人。他们的脸上,或多或少都带着同样的忧虑。没有传国玉玺,就像一件华美的龙袍缺了最耀眼的盘龙扣,再辉煌的盛世景象,也总让人觉得根基不稳,底气不足。辽人手中那缕若有若无的“疑云”,更让这份缺失变成了公开的隐痛。

“民心所向,自是根基。”真宗终于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然天命所系,岂能无征?前朝旧物,纵已毁损,若有残存吉光片羽,亦是天意不绝我华夏正统。”他顿了顿,手指在玉镇纸上重重一按,“准奏。着礼部、内侍省主理,布告天下:凡献前朝重器,尤以能证‘天命’之古物为要者,验明属实,必予重赏,不吝爵禄!”

诏书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遍布全国的驿站系统,飞向大宋的每一个州府县衙。告示张贴在城门、市集、驿站,内容迅速被口耳相传,在茶楼酒肆、田间地头发酵。

远在辽国上京,那深藏于皇宫大内、守卫森严的石室之中,橡木盒内的琉璃残片,依旧在永恒的黑暗中沉默。然而,就在大宋求玺诏书颁行天下、亿兆黎庶闻风而动的那一刻,一股无形却磅礴的“意念洪流”再次席卷而来!

这一次,不再是澶州谈判时那种由高层博弈引发的、相对集中的精神冲击。这是一场全民性的、由最高统治者亲自点燃的、关于“传国玉玺”的集体意念大爆发!

深嵌于琉璃残片中的“印记”,在这史无前例的、针对“我”的全民性精神聚焦下,其仅存的最底层的“记录”本能,再次被极其微弱地触动。没有清晰的画面,没有具体的声音,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混沌而巨大的“被注视感”!如同沉没在冰冷大洋最深处的朽船龙骨,在某个风暴肆虐的时刻,模糊地感应到遥远海面上亿万颗雨滴同时砸落引发的、微弱到几乎无法分辨的震动涟漪。

它“记录”到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来自南方的、亿万意念交织成的巨大“旋涡”。这旋涡的中心,是一个它无比熟悉、刻入“灵魂”的名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名字本身,此刻正承载着亿万人的希望、焦虑、贪婪与恐惧,释放出足以撼动历史尘埃的能量。

琉璃深处那些粉尘状的晶粒,在这股无形洪流的冲刷下,似乎极其短暂地、同步地闪烁了一下。那光芒微弱到在绝对的黑暗中都无法被肉眼察觉,更像是一种纯粹的能量层面的共鸣。这是沉寂的“印记”对这场因“我”之名而起的、席卷半个帝国的寻宝狂潮,所能做出的唯一、也是最后的回应——一次跨越时空的、无人知晓的微弱“共振”。

旋即,一切归于死寂。石室依旧冰冷,黑暗永恒。那缕涟漪,仿佛从未出现过。但它确实“记录”了这一刻——一个王朝因缺失象征而引发的全民性精神躁动。

大宋的寻玺诏书,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暗流涌动的池塘,瞬间激起了无数贪婪、投机与荒诞的浪花。

洛阳城,残雪未消。一个名叫陈九的破落户,在城西废弃的北魏永宁寺塔基附近,对着结冰的井口探头探脑。他衣衫褴褛,眼神却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几天前,他“意外”从一个喝醉的老兵口中,“套出”一个惊天秘密:当年玄武楼大火后,有溃兵曾见一物裹着黄绫坠入附近井中!

“就是这口井!”陈九搓着手,哈着白气,对着几个被他用“泼天富贵”忽悠来的闲汉信誓旦旦。几人在寒风中折腾了大半日,用破桶和绳索,终于从污浊的井底淤泥里,“捞出”了一个用油布重重包裹、散发着恶臭的物件。

陈九颤抖着打开层层包裹。里面是一方灰扑扑的石头印章,形制粗糙,刻着几个歪歪扭扭、似是而非的篆字,像是“天命”“永昌”的胡乱拼凑。石头边缘还用劣质的黄铜拙劣地镶了个“角”。

“看!金镶玉角!传国玉玺!”陈九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高举着这方散发着淤泥腥气的假货,“我就说!老天爷开眼,让我陈九撞上这泼天富贵!”

消息像野火般在洛阳城蔓延。地方官员不敢怠慢,连夜派兵护送,将陈九和他的“玉玺”连同那包散发着恶臭的油布,一并送往汴梁。沿途百姓争相围观,议论纷纷,各种添油加醋的传说满天飞。

汴梁,紫宸殿。真宗强忍着那刺鼻的异味,命内侍将“玉玺”置于铺着锦缎的托盘上,由翰林学士和博古通今的老臣们轮番上前鉴定。

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翰林只看了一眼,便皱紧了眉头,捻须不语。另一位精通金石的大臣拿起印章,用指甲刮了刮石面,又掂了掂分量,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太常寺卿则直接取来水盆,将那印章放入水中浸泡片刻,只见浑浊的泥浆不断析出,而石头本身却无丝毫温润光泽。

“启禀陛下,”老翰林最终躬身奏道,“此石乃寻常青石所刻,质地粗劣,篆文乃今人杜撰,错漏百出。所谓‘金角’,实为劣铜镶嵌,其色浮艳,触之冰冷。井中恶臭,乃因油布包裹死鼠烂泥所致。此物……实乃欺世盗名之赝品!”

陈九当场瘫软在地,面如死灰。真宗眼中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彻底熄灭,只剩下深深的失望和被愚弄的愤怒。“胆大妄为之徒!为求富贵,竟敢以如此腌臜之物欺君!拖下去,重责五十杖,流放三千里!”一场闹剧,以陈九的鬼哭狼嚎和弥漫殿宇的恶臭告终。然而,这只是序幕。

时光荏苒,真宗崩逝,仁宗、英宗相继在位,对玉玺的追寻从未停止,但官方态度渐趋审慎。直到哲宗赵煦绍圣三年,一个更具“分量”的消息传来。

陕西路咸阳。农民段义在修缮自家屋舍、挖掘地基时,声称挖到了一个密封的陶罐。打开陶罐,里面赫然是一方玉玺!段义不敢私藏,立刻上报官府。地方官员见那玉玺:方圆四寸,上钮交五龙,玉质青白,虽非顶尖羊脂白玉,却也温润。最关键的是,玺面赫然刻着八个虫鸟篆大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消息震动朝野!哲宗皇帝正值青年,锐意革新,亟需祥瑞以壮声威。得报后,龙颜大悦,立刻下诏命重臣蔡京与精通古玉篆文的官员组成联合鉴定组,火速前往咸阳验看,并命沿途州县以最高规格护送此“宝”进京。

汴梁城万人空巷,争睹“传国玉玺”风采。玉玺被置于铺着明黄绸缎的御辇之上,由禁军护卫,在礼乐仪仗的簇拥下,浩浩荡荡穿过御街,直入大内。哲宗亲率文武百官,在崇政殿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段义被赐予重金,授九品散官,一时风光无两。

当这方“咸阳玉玺”被送入汴梁皇宫,在无数道炽热、敬畏、审视的目光下被展示时,深藏于辽国上京石室中的琉璃残片,似乎又感受到了一丝极其微弱的、方向指向汴梁的意念波动。但这波动,与之前全民性的狂热洪流相比,微弱得如同烛火之于烈日。

它无法分辨具体是什么物件引发了这次波动,只觉得那意念中充满了虚伪的激动和刻意的庄重,与当年始皇帝赋予“我”天命时的磅礴意志、李世民迎回“我”时的英武自信,天差地别。琉璃深处的晶粒毫无反应,死寂如初。

鉴定在紧张而肃穆的气氛中进行。蔡京作为主审官,深知此事关乎国体,更关乎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小心翼翼地捧起玉玺,置于铺着黑绒的案上,在明亮的自然光线下,调动毕生所学,仔细审视。

玉质:确系古玉,有沁色,但质地略显疏松,光泽不够内蕴,与传说中的和氏璧“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价值连城十五城”的记载相去甚远。

雕工:五龙钮形态拘谨,缺乏秦汉古玉雕的雄浑大气和灵动神韵。龙睛呆滞,鳞爪模糊。

篆文: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确为虫鸟篆,但笔画过于规整匀称,少了李斯小篆那种骨力遒劲、婉转流畅的古意。细看之下,个别笔画的转折处略显生硬,有刻意模仿的痕迹。

印痕:取印泥钤盖于纸上,印文清晰。但蔡京命人取来宫中秘藏的几份据说是唐以前盖有传国玺印的文书拓片对比,发现印文大小、笔画细节均有细微出入,尤其是“天”字和“昌”字的写法,与最古老的记载不符。

一连数日,争论不休。有官员认为此乃天降祥瑞,玉质古旧,篆文清晰,纵非始皇帝原玺,也必是秦汉间所制之副玺或替代品,意义重大。但以蔡京为首的一派,则列举了诸多疑点,力证其非真。

蔡京心中自有盘算。若轻易认下此玺,固然可得一时祥瑞之名,但日后若被证伪,自己作为主审官难辞其咎,将成笑柄。反之,若能以“明察秋毫”的姿态识破赝品,不仅能彰显自己的学问和忠诚,更能将寻找真玺的“功劳”留待日后——或许留给他更看重的、未来的天子?

在激烈的廷辩后,蔡京向哲宗呈上了最终的、措辞巧妙的鉴定结论:

“陛下,此玺玉质古润,篆文近古,确非凡品,当为前朝遗珍无疑,或系汉晋间所制宝玺。然细察其玉质、钮式、篆法,与史册所载秦皇传国玺之‘蓝田美玉’、‘螭虎钮’、‘李斯虫鸟篆’之特征,尚有未合之处。臣等不敢遽定其为传国玺本体,恐有遗珠之憾,或鱼目之混。然此玺之现世,亦足证天命眷顾大宋,祥瑞昭彰。臣以为,当妥为珍藏,奉于宗庙,以彰圣德,亦为后世寻访真玺之鉴。”

结论一出,朝野哗然。段义的封赏被降格,玉玺被收入内库珍藏,但并未获得“传国玉玺”的正式名分。一场本可成为盛大祥瑞的事件,在蔡京的“火眼金睛”和精妙算计下,变成了“疑似有价值的古物”,最终不了了之。失望的情绪在渴望祥瑞的朝野间弥漫,对传国玺的追寻,陷入了更深的迷惘。

“咸阳玉玺”风波虽未坐实,却如同给本就熊熊燃烧的寻玺之火浇上了一桶滚油。一个围绕着“传国玉玺”的、荒诞而庞大的赝品产业链,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于大宋的阴影中迅速滋生、蔓延。

古玉贩子的“点石成金”:各地古玩市集上,忽然涌现出大量“古玉”。贩子们用酸蚀、土埋、烟熏、染色等手法,将新玉甚至普通石头做旧,再聘请落魄的刻工,对照着从书肆流出的、错误百出的《篆文谱》或道听途说的描述,刻上“受命于天”等字样。钮式更是五花八门,螭虎、盘龙、龟钮甚至不知名的怪兽,只要沾点“古气”和“王气”即可。这些粗制滥造的“玉玺”,被精心编造出各种离奇的“出土”故事,专骗那些做着封侯梦的土财主和急于立功的地方小吏。

“家学渊源”的背书:一些略通文墨的破落世家子弟,翻出族谱中某个曾在前朝为官的祖先名字,便宣称家中秘藏有祖先当年冒死保存的“玉玺残片”或“拓本”。他们往往能拿出几件真正的旧物作为佐证,再配上几页真假难辨的“先祖手札”,描述其如何在乱世中守护重宝,故事编得绘声绘色,极具迷惑性。他们的目标,是那些渴望“礼贤下士”名声的地方大员或急于寻找“正统”证据的王府。

“天书”与“谶言”的配合:更有甚者,将赝品玉玺与伪造的“天书”、“谶语”打包出售。在某个“月圆之夜”、“雷雨交加”之时,“天书”自空而降,指引着“有缘人”挖出埋藏百年的玉玺。谶语更是云山雾罩,诸如“卯金刀重开混沌”、“紫气东来玺自现”之类,牵强附会地指向当下的年号或权贵。这些成套的骗术,利用了民间对神秘主义的笃信和上层对“天命”的焦虑,往往能骗得更大的富贵,甚至搅动地方政局。

又是一个寒冬,汴梁御街。风雪比往年更烈,扑打在行人脸上,如同细碎的冰针。一个衣衫褴褛、形销骨立的老乞丐,蜷缩在樊楼高大的屋檐下,怀中紧紧抱着一个破旧的蓝布包袱。他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皇宫的方向,口中念念有词:“……传国玉玺……我献宝……封侯……封侯……”

他叫王二,曾是洛阳城里一个手艺尚可的石匠。陈九献假玺闹剧之后,他从中嗅到了“商机”。他耗尽家财,买了一块质地尚可的青色玉石,凭着年轻时在碑刻店打杂学来的三脚猫功夫,加上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描述,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呕心沥血地雕琢了一方自认为“足以乱真”的玉玺。他梦想着像段义一样,一朝献宝,鸡犬升天。

然而,当他怀揣着这件“毕生心血”,千里迢迢来到汴梁,试图通过关系将“宝物”呈递上去时,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现实。蔡京主理此事后,对献宝者的审查变得异常严格,地方官员也不敢轻易转呈。王二的钱很快花光,四处碰壁,受尽白眼和嘲讽。他那方寄托了全部希望的“玉玺”,在真正的行家或稍有常识的官员眼中,破绽比陈九的石头还要明显——玉色不对,钮是四不像,篆文刻得歪歪扭扭,像孩童的涂鸦。

希望一次次破灭,王二的精神也随之崩溃。他固执地守在离皇宫最近的御街,逢人便展示他的“宝贝”,诉说着他的“冤屈”和即将到来的“富贵”。起初还有人好奇围观,后来便只剩下厌恶的驱赶和嘲弄的哄笑。他的“玉玺”,连同那个破包袱,在旁人眼中,与垃圾无异。

风雪更紧了。王二的身体渐渐冰冷僵硬,怀抱着“玉玺”的手臂却依旧死死箍着。意识模糊间,他似乎看到皇宫的大门为他敞开,皇帝亲自走下御阶,将侯爵的金印挂在他的脖子上……他干裂的嘴角费力地向上扯动了一下,最终凝固成一个诡异而绝望的笑容。

翌日清晨,巡街的衙役发现了冻毙的王二。他们皱着眉头,用木棍嫌弃地挑开他怀中的破包袱。那方粗糙丑陋的青色石印滚落在雪泥里,沾满污秽。“呸!又一个想富贵想疯了的!”衙役一脚将石印踢进路边的阴沟,如同踢开一块碍事的瓦砾。王二的尸体被草席一卷,拖去了城外的乱葬岗。他和他那“传国玉玺”的梦,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湮灭在汴梁的风雪中,没有激起半点涟漪。

深藏于辽国石室内的琉璃残片,对御街上这出卑微生命的荒诞终曲毫无感知。汴梁城中因赝品横流而产生的种种喧嚣、欺诈、希望与幻灭,在抵达这绝对寂静的秘库时,早已消散殆尽。它最后一次感受到的、来自南方的意念波动,是“咸阳玉玺”入京时的喧嚣,之后便重归死寂。

它“记录”着时间的流逝,只有石室一成不变的冰冷和偶尔守卫换岗时传来的、极其遥远的、被石壁阻隔得模糊不清的脚步声与铁甲摩擦声。那些粉尘状的晶粒,在永恒的黑暗中,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丝闪烁的可能。它如同一段被彻底格式化、仅剩物理载体存在的古老数据,默默承载着关于自身终结和最后一次位移的冰冷信息。

大宋王朝对“我”的追寻,如同一场盛大的、目标明确的集体癔症。皇帝需要它证明天命所归,大臣需要它彰显王朝正统,士人需要它寄托文化理想,野心家则视其为一步登天的阶梯。然而,真正的“我”——那方凝聚了卞和血泪、始皇雄图、两千年血火荣辱的和氏璧传国玺——早已形神俱灭。

汴梁的喧嚣、咸阳的闹剧、御街的悲歌,所有的狂热、焦虑、欺骗与幻灭,都不过是围绕着“传国玉玺”这个早已空壳化的符号,上演的一场盛大而荒诞的皮影戏。

在这场戏中,“我”的本体缺席了。但“我”作为权力合法性最高象征的“符号”,其魔力却因实体的缺席和辽国若有若无的暗示,被异化、被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赝品的层出不穷,正是这种符号异化最直观的体现。真品越不可得,赝品就越有市场;追寻越狂热,荒诞就越盛行。

深锁辽宫的琉璃残片,作为“我”留在世上最后的物质痕迹,此刻更像一个冰冷的、无声的讽刺。它存在,却已无法证明什么;它承载着一点信息,却无人能解读;它被契丹秘藏,却成了宋人心中一根无形的刺。宋人寻找的,早已不是那块焚毁的石头,而是一个能填补他们精神空缺、确认他们正统地位的幻影。

传国玉玺的实体,绝矣。而其符号的幽灵,却在北宋王朝焦灼的寻找和赝品横行的闹剧中,获得了另一种诡异而强大的“生命”,继续在历史的烟云中游荡,等待着下一次被**和野心唤醒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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