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夜澜翻到第三页，是一份手写的“现场异常情况备注”，只有短短几行字，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的眼睛里——
“1. 画室内发现一幅未完成油画，画面被利器划破，划痕不规则，疑似情绪激动时所为。
1. 画架下方地面发现暗色污渍，面积约20cm×15cm，经初步检测，疑似血迹。
2. 血迹与油画划痕之间有一串足迹，足迹尺寸与宋怀远平日所穿皮鞋不符，系另一人留下。
3. 后院水龙头呈开启状态，地面有大面积水渍，似有人试图清洗某种痕迹。”
沈夜澜抬起头。
“这些内容，在最终的结案报告里——没有出现。”他说。
韩世安把没点着的第三根烟从耳朵上取下来，捏了捏，又放回去了。
“对，”他说，“因为有人重新写过一份结案报告。原来的这份，是我自己偷偷留下来的副本。”
他把衬衫袖子往上撸了撸，露出小臂上一条淡得几乎看不清的疤痕。那条疤痕大约七八厘米长，斜着划过皮肤，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割过。
“当年的刑侦科长，姓孙，孙建国。他让我把原始材料全部销毁。我当着他的面烧了一大半，但这份我留了下来。”
“他为什么要销毁？”沈夜澜问。
韩世安把袖子放下来，遮住了那条疤痕。
“因为那个在现场留下足迹的人，”他顿了一下，“和当年的某些人，有说不清的关系。”
他说完这句话，就没有再往下说了。
沈夜澜也没有追问。他把那份异常情况备注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把每一个字都记在了脑子里，然后把材料按原样放回档案袋里。
“这个我拿回去看。”
“本来就是给你的。”韩世安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秋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纸张哗啦啦地响。他背对着沈夜澜，看着窗外的街道，声音忽然变得有些沙哑。
“小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份材料留给你吗？”
“因为你不甘心。”
韩世安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叹气。
“不甘心，”他重复了一下这三个字，“我今年五十二了，再过八年退休。我这辈子办了几百个案子，有破了的，有没破的。没破的那些，我不甘心，但我认了。只有这一个——这一个，我不认。”
他转过身来，逆着光，脸上的皱纹被光线刻得很深，像一张被揉皱又被抚平的地图。
“不是因为案子多难破。是因为我明明可以查下去，但我没有。不是因为怕，是因为——”
他停了一下，嘴唇微微发抖。
“是因为没有人站在我身后。所有人都跟我说，算了吧，老韩，算了吧。我听了太多遍‘算了吧’，到最后我也跟自己说，算了吧。”
他的声音低下去，低到几乎听不见。
“但你没说过‘算了吧’。我看过你在省厅办的案子，你从来不说‘算了吧’。”
沈夜澜把档案袋夹在腋下，站起来。
“老韩。”
“嗯？”
“以后会有人站在你身后的。”
他说完这句话，没有等韩世安回答，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他经过刑侦科的大办公室时，那个打瞌睡的胖警察已经醒了，正端着一个搪瓷杯喝水。胖警察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腋下的档案袋上停了一下，然后迅速移开了，像是看见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沈夜澜没有在意。他下了楼，走出分局大门，在门口停了一下。
秋风很大，吹得他的衣角猎猎作响。他站在台阶上，把档案袋换到左手，右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张纸条——林柏舟写的“早餐在巷口张记”那张。
他把纸条拿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了。
2路公共汽车来了，他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档案袋抱在怀里。
车晃晃悠悠地开过江城的老城区，经过建设路、新华路、江边大道，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国营商店、理发店、照相馆、邮局、新华书店……那些灰扑扑的建筑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安静而陈旧，像是一幅褪了色的水彩画。
沈夜澜看着窗外，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
韩世安说的那个“在现场留下足迹的人”，是谁？
是谁有那么大的能量，能让一个刑事案件在查了四个月之后突然被封存？
一份被重新写过的结案报告，一桩被定性为“自行出走”的失踪案，一块被烧过又保存下来的暗红色布料，一幅被利刃划破的油画，一个看不清脸的女人——
这些碎片之间，到底有怎样的一条线？
车在一个站牌前停了下来。
沈夜澜抬起头，发现已经到了梧桐巷的路口。他下车，沿着巷子往里走，走到32号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了脚步。
对面书店的门开着。
林柏舟正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阳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侧脸照得近乎透明。招财趴在他脚边，尾巴有一下没一下地扫着他的裤腿。
听见脚步声，林柏舟抬起头来。
他看了沈夜澜一眼，又看了一眼他腋下的档案袋，没有说话，只是往旁边挪了挪，在门槛上让出了一个位置。
沈夜澜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门槛是木头做的，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坐上去有点凉，但也没有那么凉。
两个人就这么并排坐在书店的门槛上，中间隔着大概一个拳头的距离。秋风吹过梧桐巷，把老槐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有几片枯叶打着旋儿落下来，落在石板上，落在招财的背上，落在沈夜澜的膝盖上。
林柏舟放下书，歪头看了他一眼。
“报到顺利吗？”
“还行。”
“拿到什么了？”
沈夜澜把档案袋放在两人之间的门槛上。
“十年前的案卷。”
林柏舟看了一眼那个档案袋，目光沉了沉，但没有伸手去拿。他只是把膝盖上的书合上，双手交叠放在书上面，安静地坐着。
“里面有什么？”
“血迹，”沈夜澜说，“另一个人的足迹，被销毁的证据，和一个不甘心的老刑警。”
他说完这句话，侧过头看着林柏舟。
“你舅舅当年除了这本画册，还有没有留下别的什么东西？比如笔记、日记、或者其他跟35号有关的记录？”
林柏舟想了想，站起身来，走进书店。沈夜澜跟在他后面，顺手把门外的招财捞了进来——猫很不满地“喵”了一声，但也没有挣扎，乖乖地被捞进了屋里。
林柏舟走到书架最里面的角落，蹲下来，从一个落满灰尘的纸箱里翻出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
笔记本的封面上用钢笔写着两个字——“杂记”，字迹工整清秀，和那天留在搪瓷碗下面的纸条上的字如出一辙。
“我舅舅的笔记，”林柏舟把笔记本递过来，“他生前每天都会记一些东西，书店的账目、天气、看了什么书、听了什么新闻、去了哪里。你要找他跟35号有关的记录，应该都在这里面。”
沈夜澜接过笔记本，翻开第一页。
第一页的日期是1972年3月2日，写的是书店当天的营业情况——“今日卖出《红楼梦》一套、钢笔一支，收入四元二角。午后下雨，无客。”
他快速往后翻，一直翻到1975年10月。
10月26日，宋怀远失踪的那一天。
笔记本上只有一行字——
“雨夜。35号。灯亮了整夜。”
沈夜澜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
他抬起头，看着林柏舟。
“你舅舅那天晚上看到了什么？”
林柏舟抿了抿嘴唇，声音很轻，像是在念一段早已烂熟于心的独白：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他只说了一句话——‘有些事，活着的时候不能说，死了的时候来不及说’。”
书店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梧桐巷开始被暮色笼罩。老槐树的影子从门槛上缓缓爬过，像一只巨大的手，一寸一寸地抚过青石板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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