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蛇显凶兆
周围都盖了瓦房了，我爸我妈商量着也盖瓦房。我很高兴，我们也可以像我大伯家那样住上干净的瓦片房了。
我爸在草房子外不到一米的地方开始挖土，他用类似于斧头的铁锄用力挖呀刨呀，累得没力气了，就坐在地上，抽一支烟，没有滤嘴的最便宜的那种。抽完了一支，站起来，朝着手掌吐一口唾沫，两手一搓，抡起大锄头继续挖。村里有两个和我家一样穷的人有时会来帮我爸，我知道他们是我爸最好的朋友，我爸让我喊他们“文伯伯”“蔡伯伯”。也不知多久，半人深的沟挖好了，我爸和他那两个朋友把大石头埋进沟里，他们告诉我这叫墙脚。垫实了墙脚，就开始夯土建墙了。
父亲用两块厚实的木板固定在墙脚上，接着往模板中间填土，填满了，再用一个跟我爸腰身一样粗的一截木桩，有差不多一米高，两边各有两条绳子做抓手，两个人喊着“一二三”，抬起木桩使劲压下，一次又一次，把土夯实了。这个力气活，只有男人干得了，父亲和他的朋友站在垒高的墙上，两人抬起一个很大的木头桩子，用力搡在土上，一下一下，还“嘿哟嘿哟”地喊着口号。
我妈就在下面把一簸箕一簸箕的土递上去，其实也很累。
我帮着往簸箕里装土，我妈嫌我慢，我爸笑眯眯地说：“我女儿力气大的。”
晚上，我妈责问我爸：“你哥造房子，你天天去帮忙，你妈也去，我们造房子，你哥你姐你妈为什么一次都不来帮忙？”
我爸嘿嘿的笑，说造房子我妈最辛苦。
对新房子，我充满期待。
土墙有两人多高的时候，才有陌生的师傅来，他们有两个人，是做木工的，我爸和他们一起忙进忙出，不久就有了房子的架子了。我听他们在说什么“椽子”“柱子”“栋梁”，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之后父亲拉来了一车一车的瓦片，黑色的，院子里堆得满满的。父亲说小心别碰到，碰碎了就盖不了房子了。我就远远的看，远远的想。
盖瓦片的时候，有好几个男人坐在房顶上，下面的人不住地往上递瓦片，我妈也去递瓦片，被男人们一顿取笑，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笑什么，但是好热闹，热闹就好，过节似的。
房子就这样盖起来了。我家的稻草房换成了瓦片房。以后我爸就只要给猪圈边几个草扇的可以了。
瓦房真高啊，我怎么跳都够不到顶。
瓦房真好啊，现在下雨就不会漏了。雨落在树叶上是亮晶晶的，从茅草屋顶上漏下来，却是像酱油汤一样的颜色，一点不好。我隐约还记得有一回漏雨竟漏到床上了，我爸我妈让我从床上起来，我迷迷糊糊不能睡觉好难受的。所以那些诗人作家看着春雨，说“像牛毛，像绣花针”“昨夜一霎雨，天意苏群物。”话急雨“白雨跳珠乱入船”说秋雨“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那是他们没有遭遇“茅屋为秋风所破”，他们在柴米油盐的烟火人生之余，哪里有闲有余力想象抒情。
现在我们家也不用再担心下雨了吧。
那年，天气特别闷热，我家房顶中央竟盘踞了一条蛇！那是一条有我手臂粗的白蛇，比我的个头还长好多，就在离我们还有两人多高的屋顶横梁上一动不动。我和我妈都吓坏了，我直哆嗦，我怕它调转蛇头向我扑过来。
奶奶来了。
奶奶跪在蛇下面的堂屋，她手里拿了一把米，白花花的米洒向空中，又抓了一把黑乎乎的茶叶，也撒向空中。奶奶磕了几个头，嘴里念念叨叨，再接着拜，又轻轻地扬扬手：“走吧，走吧！”不一会儿，那条蛇竟慢慢地游走了。奶奶说，那时白娘娘，家蛇，不能动它。
可是后来不久，我妈说在家里的米缸里也发现了蛇，我爸听到了，立刻过来把蛇打死了，还说可以吃蛇肉。
奶奶知道，赶了过来，她责骂我爸怎么能把蛇打死，打死家蛇是有灾难的，要遭报应的。她要我爸把蛇埋了，我爸后来是把蛇埋了还是扔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很害怕，家里怎么突然间一次次出现蛇呢？它会不会哪天在我睡觉的时候游到我身边咬我？这么一想，晚上我都不敢闭眼。
那时的夏天也这么热，但没有电扇。
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燠闷的夏夜，我们全家就把竹椅子搬到院子外面乘凉。路边有棵孤零零的铁梨树，会结出几个梨，又涩又硬，一点不照顾我们小孩子漫长的期盼。但我们还是会围坐在它四周，父亲还会点燃艾草，烟很浓，熏得我呛呛，父亲说能驱蚊，不过我还是被蚊子咬的不停地挠；母亲的蒲扇再给弟弟扇凉驱蚊；弟弟有时会跑到奶奶的躺椅上，奶奶有一把竹躺椅，光滑沁凉，已经透出暗红色，那是奶奶的龙椅，大伯的孩子和我弟弟可以坐，奶奶不许我坐，我只能羡慕又嫉妒的看着。但是我更多的是看天上的星星。星星真多啊。我爸有时候就指着月亮给我们讲月亮里有个仙女，叫嫦娥，可漂亮了，嫦娥养了一只小白兔，她还在月亮里种了一株很大很大的桂花树，有个叫吴刚的，在桂花树的树杈上挂了一个饭篮，然后他抡起斧头砍树。他饿了就去吃饭，吃完回来，树又长回去了。父亲让我看月亮，问我有没有看到月亮上的桂花树，还有那只小兔子。我歪着脑袋使劲的看，使劲的看，怎么也看不到。我就纳闷：吴刚为什么要砍树呢？他就不能砍完了再吃饭吗？嫦娥不管吗？桂花树是怎么样的？我盯着月亮看，没找到答案，哈欠来了。
半夜热醒了，发现已经在床上了。四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我浑身都是汗。翻个身，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夏天也有特殊的福利，就是看电影。
电影是在公社的露天空地上放映的。空地一边有两棵大树，大树中间挂起白色幕布，就向方圆十里八乡宣布今晚将在此放电影了。通常一年也只有夏秋季节几次的放映机会，电影一般就是《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之类的，每当知道要放电影了，吃过午饭，我就会迫不及待的搬一条长凳子去露天空地占个位置。占了位，就得守在凳子旁边，不然别人来了会把我站的位置抢去。
那一次看电影是就在我家发现蛇后，是我上学读书前一年。那天白天家里就有些反常，医院里有几个医生来我家，不知道和我爸妈说些什么，我只听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是月娥孃孃的儿子，在省城大医院里当医生。省城，那是怎样的地方呢？我想象不出来。月娥孃孃的儿子太高了，我仰起脖子也看不清楚他的模样。省城的人是不是都长这么高？
我妈让我早早带着我弟弟去公社占位置，但是不让我拿家里的长条凳。没有凳子，我拿什么去占座？我爸问我奶奶借了一条凳子——我奶奶和我小姑住在隔壁的两间房里。奶奶破天荒答应让我拿走一个短凳子。
那天吃了晚饭，我妈就催我带着我弟弟去看电影。我们到公社露天电影场，日头还明晃晃，和电影银幕一样的白。慢慢地，场上的孩子多起来了，天色也渐渐浑浊起来。这时来了几个面相凶巴巴的男人，他们把我们赶出了放映场。
我在门口等，门口有个大池塘，月亮已经掉进池塘里了，还不时的抖动一下；来看电影的人多起来，我央求他们带我，大伯伯大妈妈叫了好几个，终于有个阿姨带我进去了。
天已经全黑了，电影开始了，吵吵嚷嚷的露天放映场只有银幕上的声音。可是我爸妈还没来。我焦急地回头望，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后来我小姑来了，找到了我们姐弟。我忘了我有没有问她我爸妈怎么还没来，我也忘了电影放什么，我弟弟要睡觉了，怎么办呢？我就学着我妈的样子抱他，才一会儿，我抱不动了，我求小姑抱一会儿，小姑也觉得累，就使劲把我弟弟摇晃醒来：“看，快看，韩宝林，醒醒，宝林，日本鬼子进村了，打起来了！”
电影结束，随着人流，扛着条凳回到家，家里亮着灯，虞文斌医生伯伯、邻居伯伯坐在家里聊天，妈妈在旁边，爸爸不在，妈妈说我爸睡了，让我们不要吵他；医生伯伯和邻居说回家了，他们走后，我总觉得家里哪儿不对：桌子洗得干干净净，能看出木头原来的颜色了，黑黑的地面也好像冲洗过，我妈一直舍不得开灯，说费电，这回灯开得煞亮晃眼，还有……空气里还想有些怪异。我去看我爸，灰色帐子垂着，我妈不让我打开。那我们睡哪里呢？我和我妈我弟睡地上，地上铺了一床席子。我很瞌睡，来不及多想就睡着了。
后来我才从我妈和邻居以及奶奶小姑断断续续的话语里，拼出来大概：那天晚上，月娥孃孃的儿子从省城回来给我爸开刀动手术。手术台是两张吃饭的桌子，一张是我家的，一张问邻居借的；我家的灯是15瓦不够亮，从医院接了一盏很亮的灯，大约是50瓦吧。虞文斌医生伯伯做助手，我爸躺在吃饭的桌子上，他们就把刀开了。把脖子切开，痛不痛呢？我打了个寒噤；地面湿哒哒的，是冲洗血迹吗？就像过年的时候杀年猪，院子里的猪毛猪血，都得打扫干净是一样的吧！只是，只是哪儿还是不对，为什么要开刀呢？我只看到我爸脖子上包扎了一圈纱布。父亲说他脖子上长了个东西，不挖掉，会一直疼。去省城要很多钱，是虞文斌伯伯帮忙请省城大医生回来帮忙的。
那为什么不在医院里开刀呢？那么近，但是父亲没说。
后来我还在想，刀子割下去，痛不痛呢？我去割草的时候，拿起镰刀在自己手上割了一下，好痛！我扔下镰刀跳起来。流血了。我怕妈妈问我，我知道有一种草，长在水边，叶子圆圆的平平的，我们叫它复活草。有时候我们抓青蛙可都玩，青蛙蝌蚪死了，我们就把这种叶子盖在它们身上，不一会儿，青蛙会活过来跳走了，蝌蚪能不能复活，我记不清了。我想我在手指上盖上几片复活草就不会流血了，我妈就看不出来了。
没几天父亲就又下地干活了。我只是发现他的头发白了很多，他还不到三十。母亲说，父亲小伙子的时候就有白头发。
天气凉下来，晚上吃了饭，父亲就去装毛竹，他的双轮车上装满了一车毛竹，我妈也给他准备好吃剩的饭，有一个搪瓷杯装着，放在一个条纹的脏兮兮的布袋子里。父亲把它放在双轮车上，肩上斜跨拉车背带，双手把车前两根横杆略略一压，迈开大步就走了。我和我妈看着我爸和邻居几个男人拉着双轮车的背影在转角处消失。从我家旁边的竹器厂装一车毛竹，拉到省城指定的地方，来回一百多公里，必须晚上出发，天亮前返回，可以得到几块钱。那时的一块钱，有现在100元吗？我不清楚，我只是想，一晚上不睡觉，在黑夜里拉着千把斤重的重物，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好漫长啊。那时没有想过搪瓷杯里的冷饭够不够吃，饿得双眼冒星的父亲就是为了这几元钱。
但就是这活，也不是常有的，这辛苦钱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可以挣得的。父亲的头发一天天的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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