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童年
3、苦乐童年
六零后，究竟是指1960--1970还是1960-1969，我倾向于后者，反正不管是哪一种，我都是60后，我出生于公历1969年1月，农历68年12月，怎么算都是60后，不过这并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据说那天天气很冷，早上6七点，在经历半宿的疼痛后，母亲把我生下来了。我出生地就在离我家只有三四百米的卫生院，那时一个公社只有一个医院，那时叫做公社医院，现在应该叫社区卫生院。医院里的男男女女，不管是看病的还是打针的，大家一律尊称为“医师”。
在我记忆里，我们公社的医院是我儿时见过的最高级建筑，墙很高，有两个成人那么高，还是刷了洋灰的——爸爸和奶奶说这叫“洋灰”，长大后才知道它还叫水泥。顶上盖的是瓦片。我家的是烂泥墙、稻草顶。每年夏秋季节，我爸都要坐在门口院子里编制草扇。草扇编在一根两三米长的竹子上，晒干的稻草收拾整齐，用父亲自己搓的草绳子一把把均匀地固定在竹子上，这样的草扇父亲要编好多，从早到晚，从晚到早。编够了，就爬到屋顶上，换下烂掉的草扇。稻草屋一点不好，每到下雨，草屋里很多地方滴滴答答淌下酱油样的雨滴，我爸妈就用盆盆罐罐接漏水。有时候漏到床上，我们晚上都没地方睡了。
我还记得医院里有个叫虞文斌的男医生，不胖不瘦，高高的，他就在其中的一间诊室里给人看病。很多病人都喜欢找他，父母说他医术好，人也好；我也这么觉得：他每回路过我家门口，我会跑过去叫他一声文斌伯伯，他都会温和地答应一声，不像医院里另外几个医师，我们小孩子满心崇拜的带着谄媚地叫他们，他们总是爱答不理的，让我生出些畏惧。
医院里还有一个个子高高体态丰腴的女医生，专门管生孩子的，现在说法是妇产科，她比我母亲大好几岁，母亲让我们姐弟喊她“月娥孃孃”在我已经模糊的记忆里，月娥孃孃白白净净，说话嗓门也不大，不像生产队里的女人总是大嗓门嚷嚷，说着和男人一样粗俗的话，脸也和男人一样粗粗拉拉黑不溜秋的，月娥孃孃是那是我眼里最好看的女人。有一回，月娥孃孃骑着脚踏车从我家门口经过，我爸爸说：“你们看见了吗，月娥脚上有没有穿洋袜？”
“没有！”我想也没想就说。
“你不知道了吧，她的洋袜不是你们过年穿的那种洋袜，她穿的洋袜是透明的，我们看不出来的，叫尼龙丝袜，只有上班的工人阶级才能穿得起。”
还有这样的“洋袜”？我对月娥孃孃脚上的“尼龙丝袜”充满了想象，后来我很注意的盯着月娥孃孃的脚看，我还是没看出来，更觉得月娥孃孃是比我们这样的农民高级得很多很多的。再后来我读书后，有一回月娥孃孃看我搬了一张长条凳在门口写字，夸我字写得好，我非常骄傲，仿佛她这一夸，我就不再是农民了，我也变得与众不同了。
医院里另外几个叫什么我都忘了，但我还记得他们看我们的眼神，那是用眼角在乜斜，这让我惴惴不安：那时我很想讨好他们，可是又怕他们白眼里冷漠的像针尖。
医院有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两三棵果树，是梨树，会开白色的花，还会结果。但那是医院家属和孩子的，他们不许我们进来，大约是怕我们偷摘了梨子——其实我不会爬树，我也反复告诉他们我不会偷东西，但是他们还是不许我们到他们的院子里来。医院里的孩子只和医院里的孩子玩，他们只有在我父亲讲故事的时候才屈驾降尊和我们农民家的孩子呆在一起。但是我是多么期待他们能让我们加入他们的游戏里啊！偶尔他们答应让我们进去看看，我看到了旁边还有几间平方，我爸爸告诉我那是很个神秘的地方，有台机器放在里面，连骨头都能看到。难怪，医院里的人不许我们来，原来是这个神秘的机器。现在看来，那大约就是拍x光片的机房。
医院的后面有一条一米宽的水沟，沟边是一人多高的芦苇，在我印象里似乎总是绿绿的、密密的；芦苇下有一排石级到沟底，就算夏天，这里也晒不到太阳；沟里的水清澈见底，潺潺流动，四季不歇，医院里的人淘米洗衣服都来这里。我们附近的农民都到我家后面百米远的池塘里挑水淘米洗衣服。长大后知道水源都来自苕溪。
医院后面片桑树地，桑树不高，但那时我太矮小了，春天我总是跟着我的小姑一次次的到桑树下采桑果吃，小姑比我只大了七岁，她和我一样瘦。她和我在冬天的屋檐下争抢过那根最大的冰凌；她还和我躺在雪地里，看谁的印子没有很快被雪花覆盖，留的时间长；她也和我吵过架，比如就在采桑果的时候她骂我没用。桑树林里已经有很多比我大的孩子了，男孩子爬到树上，坐在树杈儿中间，那些挂在高处的桑果又大又黑，馋的人口水直流，可是我不会爬树，只能央求小姑帮我采一点；但是小姑也爬不上去，只能跳起来，抓住一根树杈，把那些还没变成紫色黑色的红桑果摘下来。红色的桑果是酸酸的，我的心也是酸酸的。大人也来这里，他们采的是桑叶，采回去喂蚕宝宝。
我跟着我妈去生产队里看她喂蚕宝宝。生产队的房子是盖瓦片的，我大伯家也是瓦片房，所以我奶奶看见我大伯就很亲热，对我大伯母说话也是很客气的。瓦片房真好！
我跟着我妈来到生产队，很小心地走进养着蚕的房里。房间里一层一层的格子里是一张张大竹匾，竹匾上是灰白色蠕动的蚕宝宝，它们吃起桑叶沙沙沙地，可快了，它们拉的也多，长得也快。长到手指一样粗的时候，就会让它们住到干净的稻草垛上。我不知道它们怎么从竹匾爬到稻草垛上去的，我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也不明白它们后来是怎么把自己变成雪白雪白的茧子。
桑树地旁边是我家的自留地。靠近大溪。我爸在地里种番薯种豆子。爸爸让我把豆子、土豆之类的放进他挖好的一个个小坑里。我很快就嚷嚷着累了。父亲也不责备，只说：“好好好，旁边坐着吧。我给你讲故事。”
听父亲讲故事，是我最大的乐事。而且父亲讲故事在我们小孩子里边很有些名气。他给们讲什么游击队的故事，将抓特务的故事，特别是有个抓“黑大个子”的故事，好像有讲不完的续集，连医院的那些大小孩子也慕名而来。看这么多人围在父亲身边，我满心的欢喜和得意。
种完了，父亲就去大溪里挑水，然后用很长柄的木头大勺子很小心的一点一点浇到小坑周围；出苗后，他还会带着我来浇水；有时候，我就在大溪边玩水。大溪的水好深啊，溪里面满是墨绿色的水草，袅袅的在水里婀娜着，有的叶子宽宽的，像海带那样的，有的想柔嫩无骨的小树杈。我很想从水里拔几条出来，可惜我太小够不到，甚至有一回差点掉进水里。父亲就用他的扁担给我捞上来几根。离开了水的水草，一点不好看，没有了亭亭玉立的仙气，拿在手里滑溜溜，扔在沙地里蔫不拉几，我大失所望。原来好看的水草是需要水的加持，就像现在的网红和明星，没了滤镜和追星族的加持，若把他们和民工一起扔在荒岛上，他们什么也不是，远不如民工。我问父亲，这水草能不能吃，父亲说不能。我悲悯地看它们一眼离开了。对我而言，吃是大事。能吃的都是好的，不能吃的就是不好的。
但是雨后芦苇边，我常常能欣喜地发现一些茅草针，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只知道当它嫩嫩的鼓鼓的时候，拔出来，剥开裹在外边的粉绿的叶子，就能看到白色的毛绒绒的嫩芯，这是可以吃的。父亲说甜的，我一点都没吃出甜味，但至少嘴里有东西可以塞了；还有一种荆棘，爱长在水边，嫩嫩的茎也是可以吃的。还有一种就更奢侈了，那是一种小小的红红的野树莓，酸酸甜甜的，因为成熟在四五月种田插秧的时候，所以父亲说它叫种田红。长熟了的种田红一旦发现，大人小孩都抢着去摘，带刺的叶子和茎都护不住它们自己。
而另有一种及其艳丽的小蘑菇，橘红色，喜欢歪着脑袋在雨雾里打量着我们。我也打量着它问父亲，父亲说不能吃，得远远的离开；有两个比我大点的村里小孩警告我，不能用手指去指着它，不然手指就会变成蛇头。我被吓得连看都不敢看，快速把手指都塞进嘴里。不能吃也就算了，为什么还那么歹毒呢？
还有一样解馋神器叫“老鼠屎”，偶尔父亲给我一两分钱，就忍不住带上弟弟去街上的供销社副食品店买一小包。我弟弟出生于农历正是70年2月，公历也是1970年。他倾向于把自己归到70后，但是我弟媳总是60后吧，她是69年的，比我弟弟大一岁。
老鼠屎”青黑色的一粒粒，米粒大小，咸咸的，生津润肺，我觉得那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味道，多年后发现它有大名：“盐津枣”，但似乎不是记忆中的滋味。
我爸妈常常告诉我，他们生下我后，要去生产队里干活，我没人带，就只好把我放在床上。中午我妈回家给我喂奶，却找不到我了，她吓坏了，和我父亲一通找，发现我躺在床底下了。床下有鸡拉的屎，我饿得用小手抓鸡屎往嘴里送，一嘴一脸黑乎乎的都是鸡屎。我不知道我爸说的是不是真实可靠，反正我不信，我怎么可能吃鸡屎？更何况，我记忆里我弟弟从来没有摔到床底下抓过鸡屎，所以我觉得他们说的不是真的。
再说我不是有奶奶吗？
一说起奶奶，我妈的声音就变得极其尖锐：“她怎么会来管你？她抱过你还是给过你吃一口饭？”这倒的确没如果我没记错——但是奶奶给我弟弟吃过东西，她只是不给我吃。弟弟看到奶奶在吃好吃的，问奶奶讨，讨十回，奶奶会有六次给弟弟一点，一个馄饨，半碗馄饨汤，半片水果罐头的果肉什么的，但是奶奶几乎不给我吃一点。我妈说，她生下我当天，奶奶去医院走到半道，听说我妈生了个女儿，直接转身回家了，也没有伺候过一天的月子，还说：坐什么月子？老底子的女人生孩子第二天就下地干活，农民，哪有那么娇贵？我妈大概就是因此和我奶奶结下仇怨的。我无数次看她和奶奶骂仗干架，最后倒霉的是我爸爸，会被我妈骂上好几天。
我妈说我奶奶不喜欢我，其实我觉得我妈更不喜欢我，她喜欢我弟弟。在我的记忆里我弟弟总是跟着我，我上哪里都必须带着他，问题是我弟弟老是在我妈跟前挤兑我，说我不好，他一告诉我妈，我妈就不问青红皂白揍我，每次她顺手就从灶间抓一杆竹条，边抽边骂我：“你个犯贱的讨债鬼，怎么不去死？”那种竹条不易折断，抽在身上死疼死疼，我妈经常打我打到竹条断了，因为我死倔，疼死哭死就是不讨饶。
有一回我妈给我两角钱让我去兜老酒。所谓的兜老酒，就是买酒，买酱油就叫兜酱油。营业员用不同容量的勺子，有一两、二两、半斤的，从酒缸里舀起一勺，倒进漏斗，注入空瓶子。为了让营业员能在漏斗里的酒滴干净以后再拿走，我妈可怜巴巴的望着，谄媚的笑着，可惜柜台里的人压根不屑一看，我妈好生不满可又无可奈何。
那回我抱着酒瓶子，攥着两毛钱。路过一条水沟，我弟说：“姐姐，我们给爸爸兜一角钱的酒，回来再灌一点水，剩下的钱我们买东西吃吧。”我有点害怕，禁不住我弟的央求同意了。我弟买了五分钱的糖和饼干，还留着五分钱。但是他买的东西我一口没吃，我害怕，本能的觉得不好。
吃饭的时候，我爸我妈一喝酒就发现了问题。我弟说是我让他灌水的，我特生气，一五一十坦白了，可我妈不相信，说我弟那么小，怎么会想出这么坏的办法，说着就打我。我弟还在一边嚷嚷：“打姐姐，就是姐姐说的。”我爸不让我弟再说，我妈就更生气；我妈越打越火，就从灶间抄起一根手指粗的柴棒劈头盖脸打，我爸来拦，她就骂我爸，我妈还骂我“B子”。不知怎么，我的鼻子流血了。也许是一脸是血的样子有点恐怖，我妈终于不打我了，扔了木棒，一把拽过我，从水缸里舀了一勺水，拧了毛巾给我擦洗了一下，这总算逃过一劫。
我妈打我的时候骂我“B子”。月娥孃孃听到了，对我妈说：不要这样骂自己的女儿，那么小的孩子。 “B子”是什么意思，我并不懂，村里人吵架的时候高频率出现，似乎很解气的，于是和小伙伴吵架的时候我无师自通，也这么骂，但是被对方告状到我爸那里，我看到我爸不断地陪着笑，还作势要打我，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好。后来我妈知道了，指着我爸骂：“小孩子知道什么？她家小孩子不骂人的吗？”我很怕我妈骂我爸，更害怕自己惹的祸，以后再也没说过这个词了。
我的父亲他说自己小学没读完，但是我觉得他似乎什么都会，会灵巧的，农村的粗活累活他从不拒绝，他除了会给我们讲故事，还会编竹篮子，竹笠子，会夯土造房子，会吹笛子，会做笛子……我上学前，他教我算24点，偶尔看到汽车开过，他指着车尾部挂着的车牌说：“你看这车，这几个数字是：二伯伯吃酒。”我顺着我爸的意思一读，还真的是：28879，用我爸的办法立刻记住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爸让我坐在他的肩上带着我去大队里开会，我看到有个人被反绑住双手，脑袋被往下按，头上还戴着白纸糊起来的尖尖的高帽子。接着大家喊口号，我不知道他们喊什么，喊着喊着，那个戴高帽子的被拉出去了，再后来大家就散了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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