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媒体来采访是十月底的事。
记者是个年轻姑娘，二十来岁，扎着马尾，背着相机包，揣着录音笔。她站在店门口，仰头看了看“姐妹家政”那块招牌，又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地址，确认了一遍才进来的。进来的时候差点被门槛绊了一下，踉跄了半步，扶住门框站稳了。
林芳给她拉了把椅子，苏月倒了杯水。姑娘坐下来，录音笔搁在桌上，按了红键，掏出一个本子摊开来。
她问了很多问题。从店怎么开的，到学员怎么招的，到客户怎么来的。林芳坐在对面，一一回答了，语气平平的，不咸不淡的。问到经营状况，她说“还行”。问到困难，她说“缺钱”。问到未来规划，她说“先活下来再说”。记者姑娘被她的回答噎了两下，但没气馁，换了个方向。
“林女士，你们做这件事的动力是什么？”
林芳沉默了一会儿。
她坐在收银台后面那把椅子上，胳膊搁在扶手上，手指头微微蜷着。目光从记者脸上移开，落在窗户外面。巷子里的桂花树叶子落光了，枝桠在风里晃着。她看了一会儿。手指头在扶手上敲了一下，又敲了一下。
“因为我以前没人管。”
声音不大。但屋子里安静，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
“那天我在楼道坐了一夜。声控灯坏了，黑了一整夜。膝盖磕在铁棱上，磕出一块青。我坐了七个钟头，从天黑到天亮。没有一个人给我开门。”
她的目光还落在窗户外面。颧骨上的肌肉绷了一下。
“我不想让其他人也这样。”
记者姑娘的笔在纸上停了一拍。低下头记了两笔，笔尖走得很快。记完了抬起头，目光转向苏月。
“苏女士。你以前受过家暴，现在帮助其他家暴受害者，这个过程有什么感受？”
苏月坐在林芳旁边。手里攥着一只杯子，白瓷的，杯壁上还留着没干的指印。她握着杯子，拇指在杯沿上蹭了一下。想了很久。久到记者姑娘以为她不打算回答了，笔尖悬在纸面上方等着。
“我以前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没人要的东西。”
苏月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稳。
“一只旧拖鞋。一袋垃圾。一个被丢出来的箱子。随便什么。反正不是人。”
她的手指头在杯壁上蹭了蹭，蹭过杯沿，收回来搁在膝盖上。
“现在我知道。没人是‘东西’。每个人都是人。都值得被好好对待。”
记者姑娘的笔在纸上飞快地走。写完了抬起头，看了看这两个人。林芳坐在收银台后面，胳膊抱在胸前，下巴微抬着。苏月坐在旁边，手搁在膝盖上，背挺着。两个人之间隔了一臂的距离，但肩膀是朝着对方的方向微微倾着的。
报道是三天后发出来的。
发在本地一个生活类公众号上，标题叫《姐妹家政：三个女人一间铺子，撑起的不只是生意》。配图是记者姑娘拍的，拍的是店门口那棵桂花树，还有手作坊里摆着的那排香皂和手绳。文章转了几轮，转到了几个本地微信群里。
那天下午电话就开始响了。
苏月接的第一个。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像是捂着嘴说的。问她是不是姐妹家政，问她们收不收人。苏月说是，收。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声音抖起来了，说她被打了，想跑，不知道往哪跑。苏月说你把地址给我。那头报了个地址。苏月拿笔在纸上记了，说我们一会儿到。
挂了电话，第二个又来了。这回是个年纪大一点的，说女儿被女婿打了，问能不能送过来。苏月说能。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有本县的，有隔壁县的，有从市里打来的。苏月接了一下午电话，记了满满两页纸，手上全是圆珠笔的印子。
林芳那边也没闲着。电话打完了打手机，手机打完了又有人直接上门。有个女的抱着孩子来的，站在店门口，脸上还带着淤青，说“看了报道来的”。刘桂香把她领进来，倒了水，拿了饼干给孩子吃。
忙到晚上九点多才关上门。苏月坐在椅子上，脚抬起来搁在另一把凳子上，后跟疼得厉害。林芳靠在柜台边上，手机还攥在手里，屏幕亮着，消息一条一条地蹦。
“今天接了多少个？”苏月问。
林芳翻了翻记录。“十七个电话。来了三个。还有一个说明天来。”
苏月闭上眼。靠了一会儿。睁开眼，把手机掏出来了。两个人并排坐着，靠在柜台上，翻当天的留言。一条一条看的，看完了在底下回。回“我们明天在店里，你来就行”。回“带上身份证，别的不用带”。回“有地方住，你放心”。
翻到后面，有一条留言只有一句话，没有署名。
“谢谢你们。我看了报道，哭了一晚上。我不是一个人。”
苏月把那条留言念出来了。念完了偏头看林芳。林芳的嘴唇抿着，抿了一下，松开了。伸手把苏月的手机拿过来，在那条留言底下回了一行字。
“不是一个人。来店里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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