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寒风翻飞起遍地枯黄，不似金黄那般浓烈，亦不比鹅黄那般温馨。枯黄，尚未彻底消褪的色彩，掩耳盗铃般遮掩着腐烂的事实，贪婪地吐露大片大片不堪入目的绚烂，无与伦比的假象，近乎疯癫的狂欢。空洞而乏味的论调被风稀释，一层一层铺盖在**的**上，习习微风，沉默的冬夜，似有人在低呼。欲语，竟无言。瑟缩，萧索，独伫。
二零二四年的冬天，我十八岁。方谬曾告诉我，总会有人十八岁，那时他二十岁。但我并不认为总有人会一直年轻。如果可以的话，她巴不得变成一个老人，褶皱的皮肤星星点点布着焦褐色的斑，浑浊的眼球徒劳地转动着。但一定要有一头漂亮的雪白的银发，最好还有一副银色镜框，究竟有没有用倒是无所谓。要有一头银发，这是事情的关键，我想。
归根到底，十八岁终究是大好的年华。不再是为高考终日焦虑的十七岁，虽然没考入梦中情校，但也算取得理想的分数并由此得以进入一所不错的大学。然而很不错和很好之间，不仅仅是几个字的距离。我几乎不回首看，惭愧而言，习惯性的逃避主义者。
我嚼着冰块，翻着一本早已泛黄的名人传记。方缪不喜欢我看名人传记。
“余如安，不许你再看了，这种东西对于我们的参考价值太低了。别人走过的路，没有任何借鉴价值哟。”
想到他皱起的眉头和气哼哼的语调，我便禁不住嗤嗤地笑。
我很少说什么感激的话，但我的的确确要感激方谬。对于他的感情，我总是捉摸不透。爱他吗？说爱太滑稽，像是穿着靴子的舞蹈者。喜欢他吗？大概是喜欢的，喜欢用指尖划过他的喉结，轻轻撕咬他的唇，裹着围巾蜷缩在他怀里，闻着说不清楚的香味。或许更多的还是感激吧，其中缘由，现在想来仍是不由得叹息复叹息。
二零二四年冬，方谬死的那一年，我认识了陈冬青。
方谬死后，我办理了休学手续，孤零零如同一条丧家犬回到了家乡小城。县城的生活简单的恣意，纷飞的雪花连绵不断，我时常站在阳台上，吸入凛冽的空气，任由气息钻入鼻腔，然后缓缓吐出氤氲的白雾。那天阳光很好，我像往常一样站在阳台上走神，恍惚间听到楼下有人在喊叫。
“喂喂，你在干什么？”
我探出身子，循声向下看去，少年穿着墨绿色夹克衫，黑发略有点长，看得出很久没有打理过，几缕碎发软趴趴的搭在额前，衬得脸庞格外苍白。他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仰起头来盯着我，恹恹的神情中带着一丝好奇，语气却一派不耐烦。
见我呆呆地没有回应，他不以为然地晃了晃身子，转身悠哉游哉地走了。冬日阳光笼罩着他颀长的身影，勾勒出闪闪的金光，久违的暖意。我几不可见的摇了摇头，微微叹息，收回了倚在窗边的半个身子。
陈冬青不知道，其实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知道的话，我想他最后悔的事就是冲我喊出那句话，那是后来一切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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