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five.
Bonjour,Nice.Buongiorno, Venezia.
我是在巴黎生活的时候才开始学法语的。后来去了新奥尔良，我在法属区也说。
学到"Où habite - t - elle?""Elle vit à Nice."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尼斯。和克拉克分居期间我去了尼斯，那时我们才结婚五个月。
我放任自己走在暴雨天的岸边，帆船是停滞的，而我的心在动。我租了一间老城区的二楼屋子。那屋子全由木头攒和而成，地板，书柜，桌子，床，一切都是木质的，有淡淡的古老密林的香。对于这种环境，我总抱有一种警惕的态度，在长岛是，在伦敦乡下是。在我眼里，它们与玻璃或粘土没什么区别，易碎易断，轻轻按一下就会留个小凹陷——再回不到曾经的凹陷。头几晚我保持僵直的状态，在那张床上一动不敢动。就连港口吹来的风打在窗户上，我都觉得楼要倒塌了。我焦虑的浑身颤抖，凌晨跑到街道上——我绝不敢在那张床上发抖。两周后我把情人带回我夜夜睡觉的地方。
我向房东抱怨，我说：“我真恨我的皮肤是整张的，有一块被撑开了，全身都要跟着痛。真是恼人。”
房东说：“法国到处都是这样的房子。”
我又干呕起来。
克拉克来找我，他用拍电影的借口哄我回巴黎，回到他身边去。
返程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像刚认识时那样手牵手，在小巷漫步一阵，吃了烤鱼。半夜我终于发了高烧。
我疑心他给我下了毒；倘若他真的给我投毒，我会感谢他。
爱是权力的移交。杰弗里·杨认为情感剥夺陷阱的受害者会容易被情感冷漠疏离、不愿付出的人所吸引；我恰恰相反——我的情人们都有一种极端的控制欲。用施虐与受虐去形容显得有些小题大做，但我确实习惯从他们身上搜寻自由以外的安定。我读了不少心理学的相关著作，理论勉强接受，只是每次发现案例中的病人和我的症状相差无几时，我会因自己不是特殊的存在而岀离愤怒；我也不需要被医治。有毒的关系能使我漂流的心短暂归港，我在十岁之前不被允许独自出门，我爱上的人都予我操纵。又有可能，我的身体里同时存在多种性格陷阱。
无论如何，我希望克拉克是投毒者。他成为仆佣和看顾，日日守在我身边，把他享有的那份权力裹在毛巾里，浸了冷水敷在我额头；他为我手腕系上红绳，红绳连接他脖子上拴着的狗链。他比我这个重病患者更为羸弱，如此美妙的滋味我不忍拒绝。我是主导者，我掌控着他。
痊愈后，亦或是说再有力气同他争吵后，我离开他。
加博尔·马泰说：“成瘾源自一个人不顾一切的想解决问题的企图——解决情绪痛苦、压力过大、失去联结感和控制感的问题，以及对自己深刻的不满。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人类为了消解痛苦而做的孤注一掷的尝试。”
我对仓促的遇见情人、不体面的和他们分手这件事成瘾。
我的父母是否在某个时间点上遗弃了我？以至于我过上今天的生活？我无法与某个人建立长期关系，我无法为某个地方停留过久；我时刻感到自己奄奄一息。
早上醒来我发现枕头上有血渍。水果刀安稳的躺在我身边，我知道是我的外耳道破损。我忙着研究烧炭、结绳，疲于收集劳拉西泮，我没时间医治。
安东尼——我未完成电影的男主演——邀请我游览意大利。我还从没约会过这种性格的浪荡儿，因此我欣然同意。
我向来与水不和：我极少饮用它们，我害怕雨水沾湿我的衣服，吹干头发是个难熬的过程，每次到海边我的经期如约而至——伴随着阵痛。我很久不游泳了。
说实话，我记不太清和安东尼的相处细节了，近来我的记忆变得很差——倘若我没能在头天夜里写下第二天代办的事，一段称不上舒坦的睡眠后我肯定会把它们都忘掉。这是一种惩罚。如果连我自己都无法记住那些奇异的罗曼的电影话剧般的日子，还有什么能证明我来过？
不会有什么快乐阻止我痛苦的思考了。阳光叫醒我皮肤下的暗黄和雀斑，奶油卷和吉拉图使我的腰和大腿如同浸泡在朗姆酒和柑橘糖浆中的那不勒斯巴巴一样走形胀大。我丧失幼稚的能力，无法为没穿戴的珠宝和时装多活一天。我怀疑我曾快乐过，假使我有，我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毕竟，它们全不能挽留我。如果某天我沦落到在科罗拉多州的院子里种植点农作物以维持生计，我还会耗费大把时间用作迷失吗？我想我会。悲伤是种苦药水，你以为你吞咽下去，其实它早已钻进舌头上的所有细胞，某天夜里，在你爬起来吃方糖的时候，它就像鬼魂站在你的床头。
我多希望我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物，此刻作者该允许我肆意挥霍、放浪形骸，现身于每个派对和集会，接受闪光灯的洗礼，同不熟悉的人侃侃而谈。在散步或乘车回到酒店的凌晨，仍有精力幻梦于气泡酒般的情事中，笨拙的疏离的友善的交换礼貌性质的吻，然后无休止地纠缠在一起，直至又一场派对到来。作者该令我美妙，让我抱拥世人全部的爱——我也感受得到他们的爱。可惜作者无法跨越自身来塑造我，我的意思是，作者即使能够编撰从不存在的故事、依照社交媒体的图片和想象描绘风景，却也无法写出没能体会过的事。我对爱没认知，我感受不到爱。
安东尼抚摸我的头发，我难堪的想要躲开，但我忍住了，此前他帮我收起刀具和玻璃制品。即使安东尼清楚我怕痛，划损手腕也是我清单中的下下策，他也这样保护我。
男人真是自私。因他现在还眷恋我，我于他而言仍有价值，他便要可鄙的保护我。死又有什么困难？活着才麻烦。我不擅长做生意，但用几十分钟至几小时的折磨换永久的平静，我很难说这买卖不划算。
我接续去着舞会和剧院，为一场场电影流着重复且不必要的眼泪。我应当为它们流泪，为不属于我的痛苦流泪，如此我没有空闲感伤自己的过往。偶尔我大为光火、愤然离席，八卦小报就会对此妄加揣测——尽是些胡言乱语，因为我这个当事人都说不出缘由。
我生病，流感、癌症…异型淋巴细胞增多。我的病让自诩爱我的人难以启齿、三缄其口。走在那条蓄了雨水的卵石铺就的羊肠小道上，一如坐在风霜侵蚀的乳白色穹顶的小亭子里，拎一袋随便果腹的点心，我意愿独自待着，直到想要被某位特定的情人打扰，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生活像场伴有微风的细雨，不值得烧壁炉的潮湿，不值得撑伞的侵犯。
在罗马，我说：“墨索里尼，威尼斯广场的阳台已不复往昔。”
安东尼说：“小心，不要划破我的皮肤。”
我把剃须刀还给他。
每个人都有一轮苦月亮，我不知道我的将在何时沉降。
但我不相信孩子是婚姻中的灵药。大多数动物并不是成对扶养后代；除了一些不可替代的物质，雄性并不提供包括关爱在内的各种帮助——这在人类社会倒也多有体现。从不幸福的家庭关系中出走的孩子，有极大概率无法照顾好自己的下一代，即使他们努力做出改变，避免对父母扶养模式的重蹈，也难免把孩子们引向与之悲剧命运相反的极端。我不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吗？我指的不是蕾妮，而是我自己。曾几何时我也是个孩子。我说：“墨索里尼，威尼斯广场的阳台已不复往昔。”你臭名昭著早已死去，没人给现下的我做定义。
我爱拥有蓝眼睛的男人。搂着安东尼的脖子，我说：“威尼斯要为你的蓝眼睛颁奖。你让我想到亨利·方达。”
安东尼笑了，他说：“除了同在明尼苏达读书，我和他没有半点相似之处。而且，我当时念的是管理学院。”
他又说：“你让我想到玛格丽特·德·瓦卢瓦。”
我说：“这就是我们不能成为评委的原因。”
有天我与威尼斯一起消失，连同凋敝的墙纸，长长的台阶，蔓延的青苔；人们知晓我，全仰仗于此刻书写的只言片语，以及总归有限的影像照片。
人们借助我的眼睛观赏风景：视野随着船身下的波浪摇晃，扫过云彩包裹的安康圣母教堂，一部分灵魂因为疲累选择在此处歇脚，顺便欣赏其中比酒店天花板装饰高超许多的大卫和哥利亚壁画；灵魂的主人被一支船桨推着向前，经过复杂的水路，既有宽阔，就不得不面对狭窄，威尼斯多的是窄巷和小桥，又有一部分灵魂留在砖缝和桥洞里，依赖历史那发霉的面包屑维生；走上台阶，走下台阶，主人脚滑，一部分灵魂卡在护栏中，枉死的幽灵鬼魂拽住它们不存在的脚、捂住它们不存在的口，使它们无法超脱、无法呼救…最后，我会对四处张望、焦急等待的人们说：“它们不回来了。若不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这里，旅途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一个人高喊，他问：“为什么凡事必须有意义？”
他太渺小，是亿万之一。于是人们说说笑笑的穿过他，前往下个目的地。
我耐心回答他，我说：“你什么也改变不了。你只能改变自己。”
我说：“人们最多懂你的片段，永远道不明你的全部。因为你是生命体，不是每句话都有实验数据或参考文献做支撑的学术文章。”
他说：“好吧。”然后顺着人群的脚印走去。
我同样顺着人群的脚印走去。
在片场时安东尼好奇我总自言自语些什么，我敷衍说是在背台词；后来这个借口不能用了，他也不再追问。
我确信他听到我的喃喃，我说：“没有直升机搭载的耶稣像，这里是我的乌托邦。”
我希望雷蒙可以从我酒店窗户外的运河冒出来。血水沿着脸部轮廓流淌，他的笑容不曾改变。他说：“我来找你了，赛，我从加州一路游过来。”
我向他伸出手，我说：“是呀，你应当见一见威尼斯再死去。”
像无数打扮成意大利人的美国人一样，我们还应当在这里度蜜月，在甜蜜的、流淌着水果冰淇淋粘液的夏季。住在顶层民宿，我会用一根细腰带束住连衣裙，把相机挂在脖子上，通过话筒用蹩脚的意大利语向房东打听哪里有实惠的餐厅。我们将坐在人头攒动的圣马可广场的露天咖啡厅，吃一点三明治，喝几杯意式浓缩，再搭水上公交去总督府。
我说：“路过面包店的时候记得买些佛卡夏和恰巴塔。今天之后我们极有可能连续几天不出房门。”
我忍不住在贡多拉上亲吻你，把苦涩和茴香利口酒一同传给你。你嘴中是美国香烟的味道。热浪逼人。
我问你：“我们下一站去哪？米兰？西西里？”
你没有回答，我想我们最好去到一张装有纱帐的床上，把窗帘严丝合缝的拉紧，关上床头灯，至多点两根蜡烛。我们将鲜花、绿油油的叶子、嘈杂的人声和蚊虫挡在外面，如此我们可以将一切挡在外面，仅剩下你，仅剩下我，就连耶稣也只能从门缝中偷听我们的情话。
别妄图用五项论证说服我，我要告诉你不会再有其他上帝。现在也不是思辨的最佳时机。我孤独了太久，离群索居，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话、做了些什么事。我想做个按时回家的乖孩子，加州是我的家吗？我想戒掉和香烟等量的葡萄酒，沙拉是个好选择吗？
我说：“你也听到钟声了，再给我一个吻。”
当你的手搭在我的胸口，你知道我的心脏在懒倦的跳动，但在我的意识中，左半边的身躯都因这颗孱弱的心痉挛抽搐。我是日落大道上滚落的一卷黑白胶片，若你在我身边，我不必感伤，放任制片人难过就是了。
可是夏天早已结束。雷蒙，夏天早已结束，今年不再有六月的阳光。我依旧去圣马可广场的露天咖啡厅，吃上帝可能不感兴趣的加了奶油和果酱的牛角面包，只是没有你在我身边。
我多可耻，雷蒙，没有你我就找旁人替代。无非是两片嘴唇，总会寻得同样的触感，等我闭上双眼，吻他人不也与吻你并无二致；无非是一份情感，世上总有人爱得相像，等我沉溺其中，别人的爱不也与你的爱大同小异。我会命令他们两天刮一次胡子，我会教他们像你那样抹发油，我会让他们磕磕巴巴的打着乱序的拍子唱出那首歌。
我都快忘记你，但我还爱你。最令我绝望的是，每当有人提起些不起眼的小事时，我的第一反应都是：“啊！雷蒙！”哪怕在我十一二岁的年纪里，我的脑海也会闪过你的名字——即使那时我根本没有遇见你，对吗？
偶尔我失去对时间线性运动的知觉，通常情况下我吃几片止疼药——德国产的，日本产的，在耐药性的衬托下副作用显得不值一提。从恍恍惚惚中清醒过来，我站定于一条狭窄的小巷，抬头是薄薄的一层云天。我思考：当我们谈论究竟是精神的畸变诱发了躯体的伤病还是脊椎的错位导致认识的萎靡时，算不算得上是对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话题的变型。
没等摸索出答案，麻烦找我而来。我确信我被跟踪，三个人，或是四个人，他们脚步轻浮，吹着口哨。包里有几万里拉，还有几百欧元。我把包丢在地上，继续向前走，希望能通向河边或大路；继而是项链、耳环、手镯、大衣。他们同样没有停下脚步。值钱的就剩下我穿着的套装了，一只手搭上我的肩膀。那人说了几句我不曾听过的话，我不确定是不是意大利语。
我转过头时，搭我肩膀的人被拖着向后倒去。等他摔倒在地，我发现搭救我的是一个流浪汉。小巷里缺乏灯光，我依稀能看见两侧墙壁上的血迹。他们咒骂着跑开了——我听不懂，我猜测那是咒骂。
用意大利语，我说：“谢谢。”
也许是我的口音太重，那位流浪汉用英语回复我，他说：“不必客气。”
我说：“如果你希望的话，可以去我的酒店房间暖暖身子，然后洗个澡。”
他说：“谢谢，但是不了。如果你觉得冷的话，可以分享我的毯子。”
他坐了下来，我坐在他身边。他说：“你的裙子很美丽，是丝绒材质的，对吗？”
我说：“是，它还有口袋。”我把兜里的巧克力糖分享给他。
我们默默吃了一会儿巧克力糖。它们冻得很硬，又被我的体温捂暖了。刚放进嘴里它们就迅速抢占口腔的各个角落。我的牙齿沾染黑色，我的喉咙甜的发刺发麻。我吃过更腻的巧克力糖，外面裹着一层杏仁碎，拿金锡纸包了，咬开后是浓稠的杏仁糖浆——我还称之为巧克力糖，是因为我原先总把它们含在嘴里，等它们慢慢的慢慢的在温暖的唾液中化开，于是最先刺激到我的，使我活跃兴奋的，就是那层巧克力薄壳。如今我不能一块接着一块的不停的吃下去了。
吃完后，他说：“你像书里走出来的人。”
我问他：“哪本书？”
他说：“我的书。我写的书。”
我才注意到他穿了一件皱皱巴巴的过分宽大的西装外套，重病后穿上从衣柜最深处扯出来的外套就是他那副样子。他头发花白，零星有黑，不挑眉时额头也有纹了。我打赌，他胡子下的皮肤不会和衣服一样皱。事实如此，我总在赌局上交好运。
我说：“作为一位作家你的身手有些太好了。”我又说：“你写了一本什么书？”
他说：“胡言乱语。”他说：“生活对我胡言乱语，于是我把那些东西记了下来。”
他回答我：“你像我书里那个一定要穿黄裙子结婚的女人。倘若有人提出反对，她就说：‘好吧，我宁可不嫁。’
她希望自己的伴侣，无论是哪一个，可以牵她的手。对这一点她自己也有质疑，她疑心自己过了牵手散步的年纪。假如没有牵手，她希望情人可以搭住她的肩，或是环住她的腰。
她做过一段时间的模特，正是年轻美丽但单纯天真的时候，那让她流了不少的泪，吃了不少的苦。她认为自己的**美丽，所以大方的展示给别人看，让别人拍下来，也是件美丽的事。可惜许多肮脏的人不这么想，他们千方百计的哄骗她，占她的便宜。
最终她放弃了。她承认了自己的平庸，没有天赋，缺少艺术性。但是上帝——既然我是作者那么我就是上帝——不会说她是个失败的人。我的女主角，她对着镜子涂了口红，戴上耳环，穿着黄裙子。她嫁给了自己，她娶了自己。她的嘴唇内侧有一个小创口，现在只有她自己有权力吸吮，只有她自己有权力品尝。”
我说：“我知道你流浪的原因了——你的故事糟糕透顶。”
他笑了，我问：“为什么是黄色。”
他说：“那是你呀。问问你自己，你比我更清楚。”
我哭了，我对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决定在生日当天、在不拆开任意一份礼物的情况下死去。我的亲人全都复活过来，聚集在我身边。他们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得知我要赴死的消息，他们欺辱我、折损我、贬低我，使我无处遁形，令我抱头痛哭。我的母亲对我说：‘你大可以试试吧！我会在你割破手腕的第四天将你送去医院，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挑破血痂，重新缝针。第四天，你的手筋接不回去了，血管也断，但你还能活着——我要让你痛苦的活着，身心俱伤的活着。’我把兜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她，给她的兄弟，他们仍以同样的眼神看着我，以多年之前、他们还在世的时候、我的噩梦中常出现的那种眼神看着我。那时他们给我现实梦境难分辨的怨怪和责骂。我终身活在一片树叶大小的阴影下，人们笑话我，‘这算什么呀？’可我脆弱、敏感、怯懦、胆小，对我来说这样的苦难都超过了。”
之后我醒来，在酒店昏黄灯光照耀的大床上。
我强迫自己回到梦里，回到那条小巷。摘下雷蒙的十字架项链，我问他：“你的书里，他的结局是什么？”
他把我的眼泪送回枕头。
我给里安拨电话，我说：“我和克拉克离婚了。”
他说：“我知道呀，赛，你们离婚有几周了。他找你麻烦吗？你遇到什么困难？财产上的事？”
我说：“都不是。你能来接我吗？”
他问我：“你在哪儿？”
我说：“威尼斯。”
他问：“你去那个鬼地方干嘛？”
他又问：“你要跟我回纽约吗？”
我说：“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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