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开国以来，前二十年开疆拓土，之后和北部大国黎渊达成休战盟约，之后便是近百年的休养生息。
天景元年，成武帝荣钧即位。荣钧少年意气，拥有远大梦想，一改大周自昭理帝时期以来几十年的温和做派，这位少年天子面对盘踞北方的月凉国和黎渊国，竟丝毫不退却，誓要将北方纠葛之地一举收回。
于是兴佑年间，荣钧在政治上启用变法重臣、振兴经济，以加强军备、回收君权。
兴佑变法之后，大周一改之前冗官冗兵的作风。那时，泾西路自贺州城向北又拓边了百余里，几乎将尽举国之力进攻大周的月凉人老巢都突了。
直到天演城之战落败之后，大周才初显颓势，后勤越发支援不上前线，前线逐渐失守，保家卫国的大周西境将士困守孤城，被月凉人钻了空子，遭遇了野外各种突袭战。
至此，拓边的领土也逐渐还了回去。成武帝那倾尽国库誓还“一箭之仇”的愿景，一不小心落了个空。
一时，流言四起。大家都说，成武帝的锐气被挫伤，大周至此不敢大动干戈。
宝运元年，正值壮年的荣钧刚刚改了年号，新的改制蓝图还没焐热，就伴着心头的遗憾溘然长逝。太子荣熹即位，改年号元光。但太子年幼，即位至今，朝堂之事仍是由太后垂帘听政。
成武帝去世后，面对西境针对月凉战事的失利，和国库战争前后的盈余对比带来的强烈冲击，朝中旧党议论纷纷，指责大周祸事源起于变法奸臣，以至于忘了祖宗“缓和休养”的规训，变乱旧章，劳民伤财，惹怒了上天，终致天演城之祸。
但朝堂众人在议论纷纷时，全然忘记了，在与月凉战争的前期，频频大捷的消息传来时，人群中的呼声又是怎样的翻涌。
由此，浩浩汤汤的元光新旧党之争拉开了序幕。
至元光七年，在虞太后的主持下，兴佑新党逐渐被驱逐，朝堂历经几波罢权改制和内部斗争，余波引得人心动荡。
尽管大周朝堂被新旧党之争的阴霾笼罩。但西境战事并不影响国内，近些年，除了月凉余孽和响马匪患还在西境没事找事以外，其他地方暂时没生什么大事端。
且大周开国以来，由官府主导新币入市，大伙儿也跟着有模有样地折腾起来，再加上物流通畅，坊市的空间界限被打破，民间贸易频繁，烟火人间已经尝到了物质丰富、水运遍布带来的便捷之处。
整个大周民间看起来经济十分发达，尤其是内陆的京畿地区，漫长的和平导致这里的百姓两耳不闻烽火事，从苦役中逃出获得自由身的老百姓，纷纷研究起自己的立身之道来。
到了元光年间，大周的都城元京已经不能用繁华来形容，小本生意做的那叫一个别出心裁、五花八门，什么精细的玩意儿都有。
连接内外城的舟桥，往来之人络绎不绝——
元光七年春，元京盛景。
舟桥两侧，运河的河道宽阔，几艘船的巨影掩入石桥。
河岸边，摇橹声和水波声一同入画，画舫上顽童与戴斗笠的渔人争相张望，要把毗邻的东区坊市的廊桥盯出个花儿来。
廊桥旁的卖货郎看见人群向这边涌，便赶紧把自己的“得意之作”——一只花里胡哨的风筝挂在了桅杆的尖头，却不小心没扎稳，那花风筝顺着运河的风吹起又落下，飘到了正对面的红楼高阁之上，亮瞎了楼上贵客的眼。
此刻，一队牛车经过，撞毁了拐角一块新立的木牌，那木牌上原本写着“算命求符”几个大字，笔风清劲，被牛车这么一撞，生生裂出一条难看的缝来。
木牌的主人擦了把汗，手中折扇落下，那被牛车撞到的木牌便歪歪扭扭地重新立了起来起来，往街角内侧靠了靠。
这一幕，正好被在墙角避让的路人尽收眼底。
路人看见木牌的主人——小桌上的符纸乱了也临危不惧，一身青衣道袍、面容清俊，发髻松散，垂下丝绦，刚好捎到眼尾的睫毛深处，却毫不凌乱，颇有几分料峭风流、仙风道骨的意味来。
方才牛车路过时，廊桥周边的道路拥堵，众人忙着避让，并没有几人注意是那道人“略施小计”，把木牌扶正，顺便还扶了倒地的水果摊。
于是，见到道士“显灵”的路人忙迎上去，对这道人夸耀了几句，顺便求了几张符。
那青衣道士也一副温和有礼的态度，对元京的“有识之士”并没有少见多怪。
此刻，一阵香气传来，牛车远去，却是一排颇有秩序的骆驼队伍拖着香料回来了。
骆队驮着的货物封口虽封的严严实实，但仍有些欲盖弥彰，鼻子灵的人隔了半条街也能闻到。
那路人笑道：“枫雪楼的生意极好，却不是寻常人该去的，但道长若有真才实学，倒是可以去那碰碰运气。万一碰上了贵人，小道长你可就发达了。”
闻言，那道长谢过这路人，似乎真把路人这一番建议听进了耳朵里。
和那路人告别后，青衣道士果真收了破烂的木牌子，往坊市的另一边凑了去。
他紧跟在那骆队后面，穿过廊桥到了宽阔的街道上，眼神却没有跟随骆队转到那满是落轿、楼上还挂着能亮瞎人眼的花风筝的“枫雪楼”，而是转到了拐角处一处空旷的戏台上。
戏台上无人演戏，只有几人腰上缠着刷着红漆的小鼓，红光满面地敲打着，吸引了往来的人群。
青衣道士在听到“仙门”、“会武”等几个关键词后，停下了脚步。然后便被喧嚷的人群给挤了出去，独自在风中凌乱……脸上还挂着一张残留墨香的纸张。
这位青衣道士，便是乔相宜。
半年前，在贺州城经过那场战斗后，他不慎跌落山崖坠入漓水，漂流出贺州城，流落到了山下村庄。
荒山野岭无人识，他被一个路过的老道士捡到，那老道士还以为乔相宜也是跟自己一样，行走江湖湿了鞋、抢了人家生意被对家寻了仇，一时心软便给了这半死不活的人一口吃的，谁知喂了没几口，乔相宜便又“生龙活虎”了。
说来也奇怪，乔相宜刚出长乐镇时，近乎是寒气侵体，每日都要折腾身边的人，闹出一大堆笑话来。但经过贺州城那一遭，也不知是受了神明的庇佑还是怎么，他的身体不再像以前一样冰凉发虚，看起来也与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老道士瞧他年轻力壮，便收了他作伴，一路上，乔相宜跟着老道士“坑蒙拐骗”，倒也勉强混了口饭吃。
彼时，乔相宜的心中只有一个念想，便是去世上灵气最足的地方，寻找新的历练，让自己变得强大。
漓漓最后的话语提点了他，若是眼下的现状不可解，已知的信息无法得出结论，便要换个环境去开新的地图——若是连前人都无法解答的事情，那就只能从源头去寻找答案。
如果说没有出长乐镇时，乔相宜还是一个整日被被乔文山追着打，只是单纯的对玄妙事物感兴趣的初出茅庐、随性而为的少年，那么在遭遇了贺州城的风波、又历经半年的游历见闻后，他逐渐意识到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离开贺州城后，他与那老道士结伴而行了一段时间，逐渐意识到一件事——越靠近中原腹地，他们风餐露宿的概率就越高。
就和风和观那些被砸碎的、或是被风化的面目全非的神像一样——人们已不再相信“求神拜佛”能够改变现状，获得内心的平静。
这……似乎和乔文山口中、乔鸿光笔记中记载的都不太一样。
其中有一个片段十分典型。据说天景初年，旱灾横行，成武帝荣钧在仓颉山为天下祈福时，失手打碎了玄武殿的一袭檐角。彼时，“天星爵”的司礼提醒了此为“不祥之兆”后，荣钧提起手里的剑，将殿前的香火、以及那司礼的一只手接连斩断了——
彼时，在颠沛流离中匆忙登基的少年君主拔剑四顾，似乎将执拗和野心都注入了手中的这把剑上，他近乎质疑地紧盯着在场所有人：“哼，哪里有不祥？你们看见了吗——你们执念的那些东西，为什么我从小就没见过？要我说，神也应看在我的面子上才存在，不是么？”
没有见过的东西，他为什么要深信不疑？
他是君王，所有阻挡他实现理想蓝图的东西，哪怕是神明，也应该不由分说斩于刀下——
无人敢在他的双眼下起身，即使是“神明”也寒颤若惊。
此后，“天星爵”因此受累，一度失去往日荣光，而这位善于质疑的少年君主，在仓颉山上的一席话，和彼时一部分新晋的士大夫理念不谋而合——此事也为后来的“兴佑中兴”埋下基调，造就了大周经济上和军事上、持续了十几年的高光。
君王放了话，并为此做出了行动，自然会影响整个国家的风气。
放眼整个大周，如今已是仙门凋敝，吞并合流的时代。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很多偏立于山清水秀之地的小门小派已作古。
在这种背景下，极负盛名的修仙门派就只剩下“飞星”、“白露”、“幻海”、“容音”，即飞星剑派、白露谷、幻海盟和容音寺，且他们都位于大周的中原腹地。
这，就是元京的复杂之处了。
君王的注目并没有把仅存的神明驱逐出都城，反而让他们更加坚定跻身驻扎于最为繁华的地区。商业的兴起让人们聚居于更大的城市中心，而人越多的地方越要承载越多的**和祈愿。
荣钧与士大夫的欢喜与浮沉的确关乎大周的气运，并不影响民间对于神明的热情，四大仙门在前朝的乱世灾祸中褪去了神秘的面纱，如今又拥有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印记——
他们变得更加务实，修炼的内容更加专注于追寻改造现实的“力量”，而不再执着于……是否要坚定信仰他们门头牌匾上的神明。事实上，仙门对于“力量”的研究，近年的确“硕果连连”。这种宽容赢得了元京人民的好感——人们也只想要有地方可以倾诉和寄托而已。
于是，在元京，加入仙门一度成为像参加科举一样的潮流和风尚。
这种复杂和矛盾将乔相宜深深吸引。身体逐渐恢复后，他谢绝了老道士的挽留，独自收拾行囊上了路。
今年，四大仙门即将会师于元京，举行四年一度的新人选拔——元京会武。
但真到了元京，他本人受到的冲击实在太大。
这座大周的繁华都城每天都上演着“新戏”，每日有过不完的船只马匹，新鲜事物像冰雹一般不留情地往每一个路过的人脸上砸。只要有心，随意竖起耳朵就能听到新的见闻、轶事。
乔相宜心想：就算他在路边拿个镶金的“妙手回春”看板，估计也是没人会特别注意的了。
他甚至一度土包子般地认为，元京的人是不是都有钱到不用再信“天人感应”了，觉得修仙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事情？
这个念头直到他深入人群，和那些走卒摊贩打成一片时，才逐渐地消解。
“那些枫雪楼的贵客，才是最信这些东西的。”
方才，经过那位路人提点，乔相宜终于确认了一些事情。
他心道：“灵玉、散修、点将台、枫雪楼……这些，才是元京的灵气充足之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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