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八朝老人的说法，这件事要追溯到另一件皇家不愿意提起的事——由此可见所有腌臢尴尬事往往是一环套一环的，在皇室这种血统反复自交的地方尤是如此，说到底就是那么几个人打来打去，到了百年之后尴尬的还是留着共同血脉的后人：我不知道的几代爷爷竟然杀了我不知道几代的舅姥爷！那么也无怪乎有些帝王喜欢用尽诛九族和流放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令人面上挂不住的后患……但即便是这样最好的方法也一样有个时效，等过久了人们就会又被好奇心和偷窥他人尴尬的**驱动着把这些连环一个一个地扯出来：甚至会因为当事人都死了而格外缺乏敬畏心。我想我就是这样一个生动例子。而八朝老人提起那些事可能就更多是怀念。无论如何，替皇帝感到尴尬的人是没有的。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越是想要隐藏的事，越容易让别人发现又当作谈资。
盛武帝的父亲、本朝以仁德宽厚出名的恭帝燕通一向迷信。说实话，这不是什么大事——占卜在本朝是一种艺术，我父亲在世时都会一点问卜扶乩，找两根草杆两枚旧钱，在地上用土画个八卦，扔进去看它们摆放的位置。然而我一向怀疑他从来没算准过，他说我将会青史留名：目前来看这个说法和我自己没有半点关系，除非有一天史书上多辟了一传专写我们这些闲杂人等，写我们如何不穷又有了一星半点学识却又因为不够富裕和这一星半点学识而感到深切的痛苦：我们也没奢求太多，却恰恰因为没奢求太多而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往往结局是在这些没有用的钱和知识里淹死——欣赏我们的人有时候会教我们看不起，不欣赏我们的人更教我们唾弃，大家骂我们假清高，但其实我们只是深切地害怕自己没有用。欣赏我们的人往往看重的不是我们自己所以为的那种才华，这就叫我们恐慌，仿佛自己存在于世界上的意义都被剥夺了，只好绕着他们走。不欣赏我们的人同样如是。我们这样的人终究只会有两种出路：要么意识到我们视为珍宝的东西本来就不存在，然后立即弃暗投明投身到建设大齐的伟大事业中去，要么抑郁忧愤而死。少数一些极其聪明的或许能从中找出第三条路，但那也不是我这类人，毕竟我们的定义就是“仅有一星半点学识的闲人富家子弟”。
照我们能找到的史书记载，恭帝登基以来的每年元日，除了皇家例行的法事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外，还总要另外找几个信得过的方士，领着六个童男，六个童女，凑一个六六大顺的吉数，在皇族供奉龙女的私家寺庙之内靠乱扔乌龟壳占卜其本人一年的吉凶。根据端文十一年乌龟们在龙女祠中起卦得出的预兆，当年流火之时将有一场动摇国本的大灾。一时间人心惶惶，恭帝一改其一向温和宽容的政策，雷霆手段处理了数位握有实权的宗室和官员，却未想到到了夏末七月，真正犯事的却是太子。这位太子也向来有一些才华的名头，喜欢喝酒和听人唱曲，终于有一天他体内那种不羁的血脉超过了一位优良皇家继承人的体统，宿醉未醒地闯入群臣面圣议事的归元殿，在文武百官和他父皇的眼皮底下用剑鞘殴打了司空郑廉。
一石激起千层浪，郑廉出身济州世家，德高望重，当世士子皆奉其言为圭臬，弹劾太子的上书于是纷至沓来，极言此事性质之恶劣，影响之败坏，天地都要因为太子打了一个说喝酒听曲有违人伦的糟老头子的屁股而变色。就连一向居中调和的尚书令宣玟都进言应当从严处理。恭帝勃然大怒，禁足了燕珏和他母亲方皇后，不久又将其废黜，捉拿了国舅方桢，引发了大燕立国三百余年之中擎天城内最混乱的事件之一：当时天子宠妃刘夫人的弟弟执金吾刘炯受命在京中捉拿方桢及其诸子，所带步兵与时任虎贲中郎将的方桢长子方轩在城中大打出手，城里居民推开窗户，发现砍人的是平时穿着金盔金甲鼻孔朝天的皇城卫军，被砍的是平时目中无人热爱自吹自擂良家子弟的虎贲军。大家都知道他们有朝一日会打起来，但谁也没想到这事不是出在军营里，这些人也并未喝得烂醉——这令所有人都感到了不可名状的可怖。一件本应当顺理成章的事意外地经由离奇的方式表现出来，常识不管用了，所以现在将来会发生什么都不再可以依靠千年来总结出的规律去推算了。原始的恐惧就又钻出来。人们观看那两队衣着光鲜的兵士们互相挥舞刀剑，瞳孔里映出来的却是他们不幸又可恶的祖先们：还茹毛饮血，把敌人还连着肉的头盖骨从脑袋里起出来盛水，里面漂浮着孑孓的尸体和还泛着粉色的脑子的一部分。他们被吓坏了。这不是应当出现在擎天城里的场景。这地方以世受天恩和富有文化色彩而闻名。每一个上得起学堂的小孩子都会写两句诗，而哪怕是不认字的最低微的那些人也能够沾着这些小孩子的光学会背两句什么东西。那是不同于我们现今凌安的地方。大家都这么说——凌安城里的人们都野蛮得很，到处都是强抢民女的军户和大字不识几个的公子们。所以高桓总说，有机会的话他宁可投生到人们都死得很快的伪诏之乱前的那段时候中去。在那些人中间，可能我们至多显得格外没有学识，而不会是两个废人。但我们是不可能把自己杀了投到一个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的。那就造成天子宠信的一些学官嘴里念叨的矛盾。我们永远也成不了那擎天城的居民，而擎天城的居民们对着那些兴奋的士兵们大惊失色，纷纷将打开的窗户又关上，在街道里传出错落有致的哒哒声，像是军中从前演武的时候首领刻意在鼓上敲出来的节奏，又像是城中秦楼楚馆里歌姬舞姬伴奏时的点子。虎贲和禁卫军受此鼓舞，打得更加火热起来。
最终的结果是：方轩死在乱箭里，方后在乱中披头散发地闯出宫门，抓着皇帝垂在地上的袍子一角说至少让她见见她的家人们：哥哥、儿子、侄子，随便谁。她有两天没有睡觉两天没有梳头两天没有洗澡，头发一缕一缕结在一起，中间夹杂着织物上的金丝线，随着她奔跑的动作纠缠着挡住半张煞白的脸。皇帝低下头去看她，在那漆黑和苍白中间见到她眼角泛红的皱纹和巨大巨大的青黑眼圈。她看上去像一个冰冷又坚硬生青苔的女鬼……和城中人们的恐怖一样的惧怕油然升上来。皇后总会老去，满脸皱纹、满头白发、固执可憎，唯独这种老是他不愿意接受的，疯疯癫癫而失去体面！恭帝起了鸡皮疙瘩，藏在广袖里的手暗暗发抖，叫来他最亲近的宦官：“皇后当今已是疯了。朕看她这样子，实不忍心，不妨给她一个痛快。”宦官心领神会地迈着小碎步跑下去。第二天早上就报出消息，皇后在寝宫中薨逝，方桢则在两天后于狱中自尽，大家都很体面又恰到时机地死了，为天子保全了颜面。
在同时斩杀流放了许多方氏的党羽和疑似参与了此次谋反的官员之后，大齐恭帝一朝最大的一次政治案件由此拉上帷幕，史称废太子案。太子被监禁一年后病逝，方氏一门则多被抄斩，得以存活的只有时年四岁的妾生子方平和出身奴婢的母亲。这孩子因为周岁宴上曾经抓住过恭帝的亲笔御书被皇帝认定了他们之间有了一种缘分：不像他的父辈和表兄，方平大概有一种识时务的天才。但八朝老人声称，据他所知这个人是当年全擎天城有身份的人中最不懂见好就收察言观色的一个。
方平小时候家贫，靠天子发善心拨的一点零钱接济，且身份尴尬，长到一十四岁也没上过学，只有他母亲留下来的几本从他们家查抄时留下的旧书，识字全靠蹲在别人书塾门口自学，书塾里先生念一个，他也跟着念一个。最后招来一群不愿意学习的小孩，给他一个铜板，要他帮他们抄字帖。方平一次能抄十来份，就是十多个铜板，在擎天城里够买两个鸡蛋，一个给他妈妈，半个给他自己，还有半个给他们家洒扫的婢女小翠，一家偶尔的荤腥就这样都被他肩负下来。可惜这件事不幸闹大，目睹了这桩生意经过的路人将这件事报告给了教书先生，教书先生又把这桩生意报告给了学生的父亲们，而恰好这一群父亲们中就有一位尚书台官员，于是又把这种种教育乱象痛陈给了天子，中心思想无外乎除了提高擎天城中居民文化素养，也应当对他们施以教化，不能让小孩子们年纪轻轻就因为学业繁重而开始学会撒谎和乱花钱。皇帝深以为然，又召集群臣苦心孤诣地劝导他们要好好管教自家小孩，顺便问了问那位带头败坏学风的代笔的下落。他不问无所谓，一问大臣们也开始觉得这件事严峻起来——大齐朝人总有一些道德洁癖，天子说的话不一定听，但若是提醒到了他们让他们感到了道德危机，那就又变成了不得不管的要事。一时间擎天城乌七八糟中又多添了一抹乱色，几天之后才有消息灵通的廷尉报上来，说是那小子姓方，孤儿寡母，不学无术，今年十四，靠给人代写作业赚钱，现在事发，已经没了财路。皇帝是一个心软的人，听说这件事又觉得不忍，于是转而论道：“可怜巴巴的，那不如给他寻一个正经差事吧。”
方平就这样从一个没学上的小孩变成了东明门的城门督——俗称看大门的，直到有一天皇后宠信的太监吉正的叔叔从城外回来。那吉正的叔叔身材肥胖，腿脚不便，有个诨名叫做宝山，就是说他一身肥肉地动山摇，是以出行总要坐车，坐得久了车就变得仿佛他身体的一部分，总比别人对车驾要求要更严更多，从一开始普通的豪华马车，逐渐改良成能同乘好几人、占据整个路面、上面漆着各式彩画、铺着绫罗绸缎的巨车，在路上摇摇晃晃像是一个油头粉面行动丑陋的爬行怪物，张着血盆大口，车厢里粉白浮肿的吉宝山就成了它的大脑和舌头。人们见之则逃，唯有吉宝山宝贝这辆车的尊严就像宝贝他自己。当方平说这样一辆车违反了大齐律法不应当被放进城中的时候，这位擎天城有名的富豪理所应当地勃然大怒起来，他坐在车里，镶嵌在他庞大的向外延展的身躯之中，伸手要他的仆从教一教这个不懂事的年轻人什么叫做规矩。
吉宝山的马夫于是抽出一条鞭子来。鞭子这东西，说好用不算好用，说难用但身上没点功夫的人得了精髓也能轻易打得人生疼。马夫没有学过武功，天天驯马赶车也练出一身蛮力，抡圆了膀子，在空中甩了几个鞭花，气势很足，把眼前这个穿着不合身盔甲的小兵当成一匹不听话的马。但人和马终究有区别，而一个暴富的太监的亲戚的仆从——这么长的形容足以见得这位马夫和擎天城权力中心关系之疏远——显然不大可能像一位真正贵胄的家臣那样觉得自己和平头百姓有什么物种上的差异，至多觉得自己的命贵一些，他人的命贱一些，真打骂起来还是心虚，第一鞭抽在头盔上，哐啷啷落地在雕着的虎头上留了道白印子，第二鞭才打到方平的皮肉。方平营养不良，每天的肉食只有一个鸡蛋，皮肤白而薄得像纸，被鞭子一抽登时就肿起来泛血光，血气上涌两颊泛粉，看着一半可怜可爱一半像是随时要死了，饶是这样还站得笔直，简直教人害怕。吉宝山还是没有叫停，那个马夫只好又提起来鞭子，要抽第三下，但他又不敢真的抽——出了人命，说到底没办法交差。他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甩鞭花，如果此时不幸有个鬼恰好光天化日之下飘过，恐怕已经被打得皮肉开花。方平不解其意，脸上伤口还往外渗血珠子，眼睛黑黢黢盯着鞭梢，像在数它什么时候落下来。这让所有人都好像很不好受。罚人的人想要出气，打人的人怕出人命，挨打的人却又好像生怕打不死他。人们僵持不下，连看热闹的路人也不得不屏息凝神，看谁要先支撑不住败下阵来。于这个焦灼的时候，擎天城著名的楚大公子如同一道贯日的长虹那般登场了。
关于楚晔的身世，这里值得另一段大书特书。八朝老人讲起来简直面露红光，黝黑干瘪皮肤都隐约泛出一股亮闪闪铜色，足以见得其在当年是多么教人难忘的一位人物。楚家先祖当年跟随太祖起事，从龙有功，摇身一变从一个年轻渔夫变成了执掌天下兵马的定国公，二百年来虽然已经没了军权，但家族后代的身份显赫从来没变过，至少是一派皇室嘱意要好好养下去的闲人。这在我朝与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呢，也未必有来者，顺理成章地便养出了许多胸无大志的老实人和许多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纨绔。楚晔是后者中最为出挑的一个：他父亲是第五代定国公，他母亲是将门之后，舅舅是云州太守——正是高桓的祖上，在整个擎天城里也是家底最厚的世家公子之一，由此成了眼高于顶、性格桀骜的代名词，闹得城里人人头痛，世族间一度怕他像怕瘟神。这倒并不能证明什么。事实证明在士族间名声好的未必有什么出挑的能力。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不像我们一般闲而有真正志向的读书人，喜欢的只是既不招人烦，也不会驳他们面子的普通人，而一旦有了任何超出他们常识理解的行径，无论好坏，都会立刻招致恶名。
高桓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想，但是这和这个故事并没有关系。
楚晔的问题在于他恰恰是身份高到了完全不需要顾虑他人死活的那一类人，这样的人就连做好事都非常恐怖。他大概是不能理解当时那个不停地在抽空气的马夫的想法，骑着一匹白马劈开人海，高高在上像是一道光照下来，照得人和草木也没什么差异，吓得马夫甩脱了鞭子跌坐在地上。鞭子飞过人们头顶落到远处，众目睽睽之下竟然寂静得只能听清那个声音。啪嗒一声。而定国公的公子则从上至下地睥睨着这些人，目光炯炯，剑眉星目，嘴角含笑，而谁也不知道他在笑甚么。这就很恐怖，倘若他生气、恼火、怒斥于人，即便众人不知道他是谁，大家也好立刻想出一个法子来应付。但他只是笑，好像也不是为了谁来出气或是勃然大怒。这就令人摸不准他是来干什么的，只好把他当作一个莫名其妙的看热闹的人对待。人们就都不说话了。马夫从地上爬起来，色厉内荏地反过来指责他：“你又是谁？”
楚晔在马上俯下身子，偏了偏头：“我还要问你是谁，谁许你违反大齐律殴打朝廷官员了？”
“我家大人是宫中吉正吉大人的叔父，吉大人有事要见，事急从权，才要乘大车入城。”马夫回答，“如果误了事情，他难道担待得起？”
他担待得起、担待不起，于楚晔都没关系。楚晔眼里没有比他的公义更重要的事。楚公子驱使着他的马又向前走了几步，马蹄清脆地踏在城门口已经有些古旧破碎了的青石板上：“我原来不知道一个内侍找外人能有什么要紧事。”
这事最后难免又发展成一场打架斗殴，又险些闹得人尽皆知，执金吾手下的卫兵不得不将双方都控制起来才避免楚公子把吉宝山从车里拽出来暴打一顿。最后还要当时仍是五皇子殿下的盛武帝燕琏过来亲自接人。这是当时人们一种见惯了的套路。楚公子视规矩为无物般地惹过了事，就要最懂规矩的五皇子来给他擦屁股，万一谁在这个过程中对着不受宠的皇子说了两句混帐话，则又会招来楚晔新一轮的发难。两个人之间轻而易举形成一个完满的闭环，仿若一个不停歇地自行转动制造麻烦的神秘物什，在擎天城里横冲直撞搅得人人不宁。更糟糕的是楚晔自己或许还乐在其中——越是不喜欢规矩的人，就越乐于见到别人因为这些规矩而吃苦受罪。五皇子发出一声沉沉的叹息，换得楚公子哈哈大笑起来。方平离得他们两个很远，或许想要撇清关系，最后却还是要被拉去吃饭，说是权当成给他们皇室驭下不力的赔礼，实际上不过是两个十六岁少年人一时兴起想要交个新朋友的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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