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页开始记录上层疏散情况。
人数从四十三、六十八、七十九逐渐增加。
二十一点五十八分，现场记录写：
**已转移86人。**
二十二点零三分：
**水面接收新增1人，无乘客手环，男性，约35岁，右腕有旧伤，自称船厂工作人员。**
这一行被红笔圈住。
旁边写着：
**暂列87。**
官方记录中，最终获救人数是八十六。
没有第八十七人。
许知春看向梁川。
“吴庆峰。”
“年龄符合。”梁川说，“但需要更多特征。”
程砚舟问：“由哪条救援艇送回？”
现场记录写着：
**三号艇。**
梁川立即查询三号艇人员名单。
艇长已经去世。
两名队员分别在外地和澜江。
第三名水面医护人员——
贺祁。
程砚舟神情微变。
“贺祁当晚在三号艇？”
“人员表上是。”
“他没说过。”
“你问过吗？”许知春道。
程砚舟没有回答。
梁川当即给贺祁打电话。
响了两声后，对方接起。
“又怎么了？”
“八年前事故当晚，你在三号救援艇上？”
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
“在。”
“你们二十二点左右救过一个没有乘客手环的男性？”
“救的人太多。”
“约三十五岁，右腕有旧伤，自称船厂工作人员。”
贺祁没有立即回答。
“想起来了吗？”梁川问。
“有一个。”
“他叫什么？”
“当时说姓吴。”
许知春与程砚舟对视。
“吴庆峰？”
“我没听清全名。”
“后来人交给谁？”
“岸上医疗点。”
“医疗记录呢？”
“应该有。”
“官方获救名单为什么没有他？”
电话里传来贺祁走动的声音。
“我不知道。”
“你当时有没有发现他使用别人的身份？”
“没有。”
“他身上有什么东西？”
“救生衣，不是船上的型号。还有一个防水文件袋。”
许知春问：“文件袋里是什么？”
“我没看。”
“谁拿走了？”
“一个穿事故工作组衣服的人。”
“名字？”
“没报。”
“长什么样？”
“戴眼镜，左手虎口有烧伤。”
梁川立即让人记录特征。
“吴庆峰当时受伤了吗？”
“右腕脱臼，肋骨可能骨折，但意识清楚。他不肯去医院，一直说船上还有东西。”
“什么东西？”
“箱子。”
“什么箱子？”
“没说。”
“他后来怎么离开？”
“我去接下一个伤员，回来时人不见了。”
“你为什么从没报告？”
“报告过。”
贺祁声音沉下来。
“我的现场医疗记录里写了无名男性一人。”
梁川翻到官方医疗汇总。
没有。
“归档记录中只写八十六名幸存者。”
电话那端安静几秒。
“所以又被删了。”
“你手里还有原始记录吗？”
“没有。”
“确定？”
“梁川。”
贺祁的声音冷下来。
“我不像程砚舟，喜欢把所有死人东西锁在柜子里。”
电话被挂断。
程砚舟看着熄灭的屏幕。
“他生气了。”许知春说。
“听得出来。”
“你准备怎么办？”
“回去问。”
“采访对象有权拒绝。”
“他不是采访对象。”
“他是证人。”
“也是朋友。”
许知春看着他。
“所以更要问清楚。”
程砚舟沉默了一下。
“你在套用我的条件？”
“有效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记下地址？”
程砚舟没有回答。
文件袋最后两页记录的是搜救结束后的物品和人员移交。
大部分内容与官方清单相同。
只有最后一行写着：
**22:26 无名男性由善后组接走，未完成身份登记。文件袋一只随身。接收人签字：罗。**
“罗？”许知春问。
“可能是姓，也可能是简写。”
技术人员将签字放大。
字迹只有一笔。
无法辨认全名。
旁边却盖着一枚很浅的工作章。
章印大部分已经模糊。
只剩中间几个字：
**资产清……**
恒远资产。
事故当晚，一个与后续残骸处理和劣质阀门款项有关的资产公司，已经派人出现在救援现场。
而那个被接走的无名男性，八年后成为了恒远资产的罗建成。
“不是事故以后才改身份。”许知春说。
“什么？”
“他当晚就被安排从获救名单中消失。”
“然后使用另一个身份生活。”梁川道。
“为什么？”
“可能真正的罗建成已经死了。”
技术人员调取官方死亡名单。
没有罗建成。
乘客名单中也没有。
“也可能这个身份本来就是准备好的。”许知春说。
“空壳身份？”
“恒远资产的人可以提供。”
梁川看向现场记录。
“第八十七名幸存者被删除，不是为了让死亡人数好看。”
“而是为了让他消失。”
程砚舟低声说。
“他从船上带出了一个文件袋。”
“里面可能是阀门记录。”许知春道。
“也可能是原始录音。”
“或者水密门的拆改资料。”
他们已经知道吴庆峰与劣质阀门资金有关。
知道他监视许向衡取证。
知道事故后由他安排拆解残骸，并将部分船体运入东仓。
可没有人知道，事故当晚他为什么在船上。
现在，现场记录证明，他并不是普通乘客。
他没有乘客手环。
没有登船记录。
却在事故发生后带着防水文件袋上岸。
“卓文礼让他带走最后一份文件。”许知春想起高世民的话。
“许向衡说过。”
“他带出来了。”
“然后交给善后组。”
梁川问：“邵海崇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没有人回答。
金属箱里还有一盘录音带。
标签已经褪色。
只能看见手写的两个字：
**整理。**
技术人员检查后确认，磁带没有明显进水，但年代久远，需清洁后才能播放。
两张照片中，一张拍的是现场通讯桌。
桌上同时放着蓝色、白色和粉色三联纸。
照片右下角露出一只手。
左手压着粉色记录联。
手腕上没有手表。
另一张拍的是事故后临时会议。
桌边坐着七个人。
其中有邵海崇、孟雁、船厂代表、航运公司负责人和事故调查组成员。
照片背面写着日期。
事故发生后第二天。
桌面上摆着三份不同颜色的通讯记录。
其中蓝色那份，正是刚刚从水下取出的文件。
“说明它第二天还在调查组会议上。”许知春说。
“后来才被人带走。”梁川道。
“谁拍的照片？”
“角度像会议室监控截图，也可能是参会者偷拍。”
程砚舟盯着照片。
“这个人。”
他指向桌角一个只露出半边身体的男人。
“谁？”
“当年的指挥中心记录员，韩立。”
“他现在在哪里？”
“事故后离职。”梁川查了一下，“五年前因病去世。”
“孟雁说每个人删一句。”许知春看着照片中的七个人，“这七个人可能每个人都碰过记录。”
“也可能只有其中几个。”
“邵海崇把记录藏进水下，是为了保存，还是为了等到现在？”
梁川道：“箱子的密封材料是最近更换的。说明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并且仍然能接触。”
“如果是邵海崇，他为什么不直接交给警方？”
“他不信警方。”
“或者他知道记录中也有自己修改的部分。”
程砚舟看向那段被撕掉呼号的记录。
“他可能不是在逃。”
“那是什么？”许知春问。
“去找剩下的东西。”
“水密门？”
“或者母带。”
临时指挥车外突然传来喊声。
一名水警快步上车。
“又发现东西。”
“什么？”
“断绳下方二十米，发现一只潜水配重带和一件外套。”
“有人吗？”
“没有。”
“血迹？”
“外套袖口有。”
梁川立即起身。
“送检。”
“还有这个。”
水警将一只透明证物袋放在桌上。
里面是一枚塑料身份牌。
表面被水泡得发白。
仍能辨认姓名。
**邵海崇。**
程砚舟看着身份牌。
“这是旧救援队的。”
“他的？”
“编号是。”
“可能一直保存到现在？”
“救援队解散时，身份牌应该统一回收。”
“所以他私自留了一块。”
“或者有人从旧档案里拿出来。”
又一件指向邵海崇的证据。
摩托。
脚印。
安全绳。
左向绳结。
身份牌。
以及藏在水下、可能由他保管多年的通讯记录。
所有东西都在告诉他们，邵海崇来过这里，落入江中，留下证据。
可没有尸体。
没有目击者。
甚至没有能够确认他本人出现过的监控。
“太完整了。”许知春说。
梁川看向他。
“又是这句话。”
“因为每一次都一样。”
“你认为有人在制造他失踪？”
“至少有人希望我们相信，他带着记录跳进了江里。”
“为什么？”
“让死人承担修改记录的责任最方便。”
程砚舟的目光仍停在身份牌上。
“他还没死。”
“你怎么知道？”
“如果要自杀，不会把安全绳绑在钢梁上。”
“可能临时反悔。”
“也不会带潜水配重。”
“增加下沉速度？”
“配重带扣是打开的。”
水警确认：
“发现时确实处于解锁状态。”
程砚舟说：“潜水员准备下水前才会扣紧。有人只是把装备扔进去。”
“所以是伪装。”
“嗯。”
“邵海崇自己伪装失踪？”
“或者别人伪装他失踪。”
梁川让人扩大搜索范围。
同时调取码头周边所有能够拍到雾中道路的摄像头。
许知春重新翻看蓝色现场记录。
第八十七人的记录被红笔圈住。
红圈外侧还有一处极轻的铅笔字迹。
最初所有人都以为那是纸张污渍。
放大后，隐约能够辨认出一句话：
**人数不要改，身份另办。**
下面没有签名。
只有一个时间。
二十二点四十一分。
比无名男性被善后组接走晚十五分钟。
“这是谁写的？”许知春问。
技术人员比对现场字迹。
“不是记录员。”
“邵海崇？”
“需要样本。”
程砚舟看了一眼。
“不是。”
“你确定？”
“他的字向□□。这行字很正。”
“像谁？”
程砚舟没有回答。
许知春拿出手机里保存的旧资料。
许向衡的检验报告、高世民收到的信、母亲录音文件名的手写标注。
一张张比对。
都不像。
梁川却调出另一份文件。
母亲签过的家属意见确认表复印件。
表格下方有一行事故工作组补充说明：
**家属已知悉，不再提出设备异议。**
字迹端正。
每个字间距几乎相同。
与现场记录上的铅笔字非常相似。
“同一个人？”许知春问。
技术人员不敢直接下结论。
“有较高相似性，需要正式鉴定。”
“补充说明是谁写的？”
“文件没有署名。”
“归档经办人呢？”
梁川往下翻。
经办人一栏盖着工作组公章。
没有个人姓名。
“所以有人用空白签名页补上家属意见，又在救援现场安排第八十七人消失。”许知春说。
“同一个人可能同时接触善后、家属和身份登记。”
“事故联合工作组。”
“范围还是太大。”
“卓文礼在善后组。”
“不能只凭职责推断。”
“恒远资产的人也在。”
“但他们没有权限处理家属文件，除非有人配合。”
程砚舟忽然问：“当时负责家属联络的是谁？”
梁川查阅工作组名单。
名单很长。
交通、公安、民政、航运、船厂、保险公司都派了人。
家属联络组副组长一栏写着：
**孟雁。**
“她不是无线电操作员？”许知春问。
“事故后临时调入家属联络组，负责解释救援记录。”
“所以她接触过我母亲。”
“可你母亲见到的人自称孟雁，实际可能是孟秋。”
“姐妹中的一个负责修改记录，另一个拿走家属材料。”
“或者一直是同一个人，以两个身份出现。”
梁川的手机响起。
技术部门完成了对商场监控中女人的人像初步比对。
与孟秋生前照片的相似度达到百分之八十八。
与孟雁三年前证件照的相似度也有百分之八十一。
姐妹本就长得相像。
单凭面部无法确认。
真正能够区分两人的，是左耳烧伤。
当年火灾医疗记录显示：
左耳烧伤者确实是孟秋。
可她的死亡尸检档案中，遗体左耳完整。
没有任何陈旧烧伤。
“死者不是孟秋。”梁川说。
“至少不是医疗记录中的孟秋。”许知春道。
“那是谁？”
“可能是孟雁。”
程砚舟看着事故照片里坐在会议桌旁的女人。
照片清晰度不高。
女人长发遮住左耳。
无法分辨有没有伤疤。
“如果事故后活着的孟雁，其实是孟秋。”许知春说，“她可以继续使用妹妹身份，进入家属联络组，接触通讯记录和许向衡的家属。”
“真正的孟雁呢？”
“可能四个月后死了。”
“为什么交换？”
“孟雁是通讯操作员。”程砚舟说，“她听见过不能留下的内容。”
“孟秋替她活？”
“不。”
许知春看向商场监控中的短发女人。
“也可能是孟秋利用妹妹的身份活下来。”
“真正的孟雁被记录成孟秋死亡。”
“谁安排的？”
“能修改死亡档案、通讯记录和家属文件的人。”
又回到同一个结。
无数条绳子被拉向不同方向。
邵海崇。
卓文礼。
吴庆峰。
孟秋与孟雁。
事故工作组。
每个人都可能抓着一端。
却没有任何人能单独完成所有事。
“不是一个人。”许知春说。
梁川看向他。
“什么？”
“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把所有记录改掉的人。”
他将蓝色现场记录、官方整理稿和家属确认表放在一起。
“可没有这样的人。”
“每个人只做自己能做的部分。”
“无线电室删录音，现场负责人拿走复写联，调查组重排时间，善后组修改幸存者身份，家属联络组补签意见。”
“他们甚至不需要彼此完全信任。”
程砚舟看着那些文件。
“只需要都不想让某一句话留下。”
梁川问：“谁让他们这么做？”
没有人回答。
利益可能来自不同方向。
有人保护船厂。
有人保护救援队。
有人保护指挥中心。
有人保护自己。
也有人或许真心以为，简化记录可以避免家属承受更多痛苦。
当所有人的选择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份没有明显伪造痕迹的结论。
每一句都能被解释。
每一个数字都有出处。
只有那个真正活着上岸的第八十七人，被从所有版本中彻底删掉。
“找到罗建成。”许知春说。
“正在找。”
“他知道是谁给他新身份。”
“如果他还活着。”
“孟雁说有人不该活着。”
“现在看来，她说的是身份，不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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