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雪去办理身份证是我从都昌回到九江后第二天的事情。那天清早，我来到小雪住宿的旅馆，准备带她先去找家派出所碰碰运气。小雪醒来时，睡眼朦胧，用手揉着眼。
“你可起的真早。”她高兴极了，样子显得容光焕发。我搂过小雪的头，吻了起来。她慢慢地推开我，站起身来，双手抓住墙壁，把身子贴在墙上。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道血红的、布满灰尘的晨曦在她昏昏沉沉的脑袋四周沸腾，后来，她打了个寒战，像是在谛听着什么。响起第三遍铃声，一辆列车终于缓缓开动了。我发现小雪的思绪像鸟儿一样在车站上空忽上忽下地飘飘忽忽。而车轮则哐当哐当地响个不停……
“我们必须在那些警察上班前，就堵在办公室门口，否则他们一大早报了个到，就开溜了。”我问她照片准备好了没有，她说没有。她不知道要照多少寸的相片。
“你从来就没有办过身份证啊？”
“本来就没有办过嘛。我年龄不够。”她回答得到很爽快。我不喜欢她这种做法。这个问题将会徒然增加我们□□的技术难度。她也许压根儿就不知道，在中国，上户口办身份证就像调动工作一样很难、很难。这户口就像是一道冰冷的伤痕，它遮蔽在社会皱褶和人们衣襟的深处。无论是农村人或是城市人，顺着时间的线索，你都可以慢慢捋到心灵深处一段关于户口的隐痛。对中国人来说，它如同一个很沉的铁锚，也像是一截拴着一匹马的木桩，你腾挪不得，拉拽不得，最后只好疲乏地认命。
我和小雪边吃着油条边步履匆匆走上街头。在大树下，有一个西站停车场，那里看上去也乱糟糟的。前往瑞昌、庐山、修水的汽车川流不息。我们看见有一辆中巴车突然朝着我们冲来，我们当时都吓蒙了，根本来不及躲闪。只听见那辆中巴车嘎嚓一声就停了下来，从车窗里伸出了一张胖乎乎的圆脸，他一边按着喇叭，一边问我们要不要坐车。一看到那司机，小雪很是反感，随即昂着头从那里快步走开了。我也很讨厌这个家伙，难道他们认为自己是谁？居然这样肆无忌惮，开着车冲向我们。难道仅仅因为他认识交警，就可以不守规则，随心所欲地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而无视别人的生命安全吗？他还真以为他是个什么人物，有权对别人这么做。我们并没有招惹任何人，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的事。这个九江真他妈的不可思议！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疯狂、粗野、迷离之境。在这个鸟语花香的季节，我们闻到的却是满街的炸油条、蒸馒头、炒米粉和煤球在火炉中燃烧时所释放的二氧化硫的味儿。而汽车的噪音，人群的喧嚣声，火车和轮船的鸣笛声，以及清洁工在清扫街道时扫帚所发出的沙沙声混合在一起，似乎正式告诉我们：新的一天开始了。
是的，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可派出所在哪里呢？我不由寻思。大街的尽头则是一片广阔无际的静静的七里湖。
我们蹒跚地走过几个街区。这时不知道从那条幽暗狭窄的街巷里冒出一个倦意未消的流浪汉，这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光裸的肩胛骨显得很大，颧骨蜡黄，唇髭往下耷拉。他紧随在我身后，扯着我的衣襟，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是想向我们要钱。我本想装着没有看见他的样子走开，但小雪却拽住了我的手，她给了他五块钱。
我们一路向行人打听附近哪儿有派出所，一直走到市中心的浔阳街区。这儿的一切看起来更加繁华，一派大城市气派；小商店一个接一个，各种造型的广告牌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几幢像清真寺一样的玻璃幕墙建筑物高高耸立，在它门前有一块空地，绿草如茵，周围则被铁栅栏隔了起来。我鼻子贴在铁栅栏上，我真想走进去看看其他人是怎样生活。我们在烟水亭东面的南门口小巷子里找到了派出所。这是一幢五层高的老式黑砖楼房，里面有一个小院子，门口停有几辆警用小面包车。门敞开着，我们穿过几个弯弯曲曲的长廊后，终于找到了派出所值班室。那里有几个警察在办公室围桌而坐，一个个脸色阴沉、严肃。
“请问身份证在哪儿办？”
“户证科。”
“户政科在哪间办公室？”
“对面。”
我们转过头，看见有一间办公室朝大厅开了一扇窗子，上面挂了一个小牌，写着：“户证科”三个字。里面有一个女警察，长得很年轻，很文静。我们看见她的手在一大排放户籍档案的柜子里抽来抽去，那柜子的抽屉上全都贴有“××街道××号”的小字条。我问她身份证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办。
“你户口簿呢？”
“没带。”
“没带户口簿怎么办身份证？”她抬头瞪了我一眼，接着又埋头在桌上一张表格上填写些什么。我跟她解释小雪不是本地人，但她真的需要办张身份证。还跟她说明了为什么要办身份证。那女警察开始有点动情了。但她仍然坚持原则，说小雪应该回到浙江原籍办理身份证。
“去浙江，还用得着找你吗？”我开始生起气来。看来这些人灵魂都他妈的变得冷酷、麻木了——为什么每年一到寒冷或温暖的季节，动物们都可以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集体迁徙到鄱阳湖的绿洲，而人类却不可以？为什么世界各国一百一十部宪法中，61.8%均有迁徙自由的条款，而中国却没有？在我们这个黄土与户籍观念积淀同样深厚的土地上，我敢肯定所谓的“户口”，分明就是他们套在我们脖子上的一条绳索。真他妈的该死的户口！小雪拉了一下我的衣服，要我不要再说。
“谁他妈的在这里大声嚷嚷啊？”一个高个子，白皮肤，英俊潇洒的警察走了进来；他腰佩手枪，皮鞋擦得锃亮。他一瞧见我，那张张开的口就突然噎住不动了。
我们面面相觑。
的确，这张脸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但一时总也想不起来。
“丁仆，你小子，怎么在这里？”他声音洪亮如雷。
“啊！哈哈！原来是游凯。”我想起来了。这小子是我初中的同学。我们同住一个寝室。小时候他总爱留光头，皮肤也特别白，说话大大咧咧，一身匪气，但为人大方、耿直；在学校他就有一个绰号叫“少改犯”。女同学平时在路上遇见他时，都是绕开着走，没有一个敢正眼看他。这小子办事也喜欢独来独往，从不出早操。那时候人们常常看见他光着头在冬日的校园里匆匆行走，挟着书去学校后面的小山岗练站马步，要么穿过树丛钻进附近三机厂一些伙伴的小屋子里，在那儿接连几天读书或者躲避英语老师的单词默写。初中三年级一毕业，他居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师范学校。但毕业后，他去了哪里，我却不知道。“我还以为你去当了一名老师呢？”
“没有！绝对没有！”他几乎是声嘶力竭了。他走过来就在我背上捶了一拳，边笑边嚷，“丁仆，我们很多年没有见过面了，是不是？”他大叫，“可你不还是来了？哈哈哈，我真高兴。有什么事，说吧，只要我能办到。”
游凯谈话时总是激情洋溢，使我仿佛又听到了我早年的那些伙伴和兄弟们的声音；在桥上，在自行车上，在沿河的邻里之间，以及正午安静欲睡的门阶上，伙伴们滚铁环、踢飞机，而比他们年长的哥们却在工厂里干活。
“我要办一个身份证。”
“小事，你把照片给我。”
“不是我，是小雪。”
“她是你女朋友？”
“是的。她不是江西人，也没有户口本。”
“我明白了。哈哈，你小子在拐卖妇女儿童啊？但我们还得要严格遵纪守法，你说是不是？”
“不就办一张破身份证吗？商鞅可死了好几千年，这你也是知道的。他发明了这种制度，没错吧？可最后还不是当了盲流，还不是被车裂而死？”
“哥们，你真是一点没变。行啦，这事我想想办法。不过我可告诉你，最快也要七天。”
听到这话，我着实惊奇；我对他的好感顿时倍增。
“游凯，这段时间我都在九江，哪天咱们聚一聚。”
“没问题。我请你们。我还有事要办，不能陪你们了。你们赶紧回去准备好照片。”说完，不再同我搭讪，走进了另一间办公室。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门外一阵骚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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