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路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赶来，可等来的结果却是小雪流不尽的眼泪。除了眼泪还能怎么样？小雪有足够的理由放声大哭。难道不该用泪水冲刷掉那从两层高的窗户跳下来的屈辱以及揣在怀里苦守七百二十个漫长而徒劳的黑夜吗？
哭吧，小雪，让你的丁哥也跟你一起哭泣。体面地哭，无碍地哭，自由地把一切都哭出来。这里江水滔滔，泛滥开去。这里在下雨。这里在降露水。丁仆打开的闸。决堤了，春潮汹涌。每年都要泛滥、政府不加防范的那条江叫什么？
小雪爱哭泣，生性脆弱，从本质上说，有一种天使的坚毅性，但也会刺激我干出暴力行为来。不过，我始终控制着自己，我装出一副绅士派头——领着她，把她当成我身边一棵高大的植物，在热闹的十里长安街的林荫大道上目瞪口呆的行人中间散步，给她买淡紫色手套，玫瑰色围巾。
我们一回到车上小雪也就不再哭了。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脸上又露出了一丝笑容。而我却不得不沮丧地告诉大伙：“抱歉，伙计们，小雪的钱没有了，害你们跟我白跑一趟。我们回去吧。”
“是怎么回事，”石磊瞪大眼睛问我，“难道那存折有问题？”
“存折上的钱被人取走了。”小雪也说，没有也好，从今天起她再也不会想这件事了。杨尚德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应该去找那矿老板，他总得给一个说法。“我有一个乡下亲戚的小孩，已失踪多年了，我怀疑是被人拐骗到那矿窑上去了。”
“但怎么去找？那里除了戒备森严的打手不说，还有一条条张开血盆大口的狼狗。”
石磊说，这事他有办法，到了煤窑后，他去找监工问明情况。他让我们去见那矿老板，要拖住他，然后我们在车上会面。“监工就是打手，而且不止一个，你怎么能问得出情况？”
“伙计，这你就别担心了。我连越南特工都能对付得了，还怕他们。你那亲戚小孩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他是一个哑巴。今年应该有十四岁了，姓夏，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事不宜迟，我们得去枣源褐煤矿区。于是，我们开车继续朝北行驶。
我们一行人走过平地，走到南端，一条岔路向南不远就到曹生行政村，再沿着一条曲折的土路走两公里就来到了枣源自然村。在村庄边上，一片土坡下面，有一片刚刚被碾压过的平地，一辆推土机静静地停在那里。我们在这里下了车后，我让小雪留在车上，我们爬上坡地北面峪谷南侧陡峭的山脊，来到褐煤矿区公路对面的小树林里先隐蔽下来观察情况。
春日下午，前往矿区的汽车川流不息。
我们又转向另一山脊，差点儿失足摔下去，最后来到峡谷底部，小溪旁边有一间农舍，那农舍的土墙上写有“坚决打击涉枪涉爆犯罪活动”的黑色大字。我猜有可能这些村民家家户户都搞地下枪支和炸药生产。前面就是矿区，我们要从这间安详的农舍边走过。石磊则在这里与我们分开，他要直奔矿井。
我们大摇大摆进入矿区。这矿区的公路与别的公路不一样，到处都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煤屑，连两侧随处可见的树林，也如墨一般幽深——这公路就像是《渡江侦察记》以及在二战德国战场电影中看到的那条弗兰德公路一样，充满神秘和恐怖。
此刻，我真渴望自己能有一支枪。我们又爬上另一座山，矿区就在眼前。我看见阡石山中间的山脉上有钢丝缆和自动卸货车。我数了一下，每三十分钟，都要过一辆装满焦煤的大卡车或者空车。
我们刚刚走到一幢灰色石板瓦房前，就有两个高个子村民应声而动。他们穿着胶底解放鞋，一蹦一跳地朝我们走了过来。他们像猴子那样不发一声地蹦跳着，活像玩杂耍的河北吴桥人，他们的脖子一个劲地转动，眼睛都鼓了起来。
“你们从哪儿来？”
盘问开始了。我不喜欢这样跟我打招呼，便又举头望屋顶上凌空而过的高压线。它们三根为一路，嗡嗡叫着，高度紧张地通往地下九百五十米处的一个坑道里。那里，采掘工**上身，或者干脆连裤子也不穿，就像杨尚德一样。他们钻着一条矿脉，电耙铲煤，卷扬机吼叫。
又来了五六个人，他们全都脸色阴沉，呆头呆脑，大脸盘，暴眼珠，泥塑木雕似的站在我们周围，并开始尾随我们。他们小声聊着，使用本地方言，但我毫不费力就能听懂。他们相互间用古怪的名字称呼，我只记得了一小部分。譬如一个身强力壮，长着狍子眼的，叫他和尚。他旁边那个，一双淡颜色的眼睛虽然有神，却显得愚昧，他们叫他火贵。那个个子最小但年纪肯定不是最小的，贼眉鼠眼，人家喊他武二郎。此外还有一个历史人物名字：卢孔秀。腰圆膀粗的谭细狗是个红脸关公。有我熟悉的名字——石光荣和谢和平，另外两个老实巴交的泥腿子叫徐斌和屠夫，这真是太狂妄了。我比较仔细地打量着祁天福。他长着一副大力士式的魁乎其伟的身躯，身穿一件褪色的黑夹克衫，浑身上下一片黑，连眸子都黑如煤炭。他喜欢摆弄手中那根七十公分长的钢纤，手心儿老发痒，不耐烦地颤动着，总想对谁挥舞几下，尤其对杨尚德、刘秋生和我。尽管不到二十岁，却成了这伙人的头目。他和祁老板一个姓。
我们向灰色石板瓦房的铁门走去，那里有两条被铁链拴住了脖子的大狼狗，它们面目狰狞地朝我们汪汪狂叫。我们正要推开铁门，就被祁天福给拦住了。
“你们不能进。”他脸色铁青，冷冰冰地说道。
“我们找祁老板。”
“说吧，你们有什么事？”这个小喽啰头目沉吟了一会儿，嘟囔道，装出不耐烦的样子。他挥起纲纤在手心上敲了几下，又朝左边的我低声说：“我们不认识你。”
“我们想看看煤窑，考察一下投资的问题。”
“我们这里不需要投资。”
“这事我们得和祁老板谈。”
“我们老板没空。”
“我们见见他。”
“不行。”他横眉竖眼地回答说，摆出一副随时要与我们较量一番的架势。
“让他们进来。”我听见从铁门里传来一句像是醉酒后吐词不清、破损了的声音。他们打开铁门时，我的双膝还在打抖。我突然注意到这院子里西北角上那幢像长方形火柴盒状的二层高的楼房。小雪就是从那里跳下去的。我注意到有一只苍蝇在嗡嗡叫。我心想：连这里的苍蝇都会欺生，凶神恶煞，声音叫着那么响。相比苍蝇来说，我更加喜欢地上的蚂蚁。蚂蚁的行军大道，从堆放在工棚门口排水沟边上的土豆堆，斜穿过废弃的运煤车，通往一个盛满白糖的口袋。它只打算夺取土豆和白糖。我感到欣慰的是蚂蚁并没有受那些打手的丝毫影响。
的确，狮子、老虎没什么了不起，就连以好战著称的人类也不足为惧。若论作战之道，我敢肯定真正让人胆战心寒的是行军蚁。这些优秀的战士身披铁甲，大颚利如弯刀，以数量超乎想象的蚁海战术，把体型比他们大得多的猎物碎尸万段。试想一大群人在猛犸象脚边挥舞长矛的景象——行军蚁大举进攻捕鸟蛛或蝎子时，双方比例之悬殊正是如此。行军蚁群每天都在数万场这样的厮杀中取胜——
有人把我们领到一间办公室，打断了我对蚂蚁的观察和思考。这个矮小结实、毛孔粗大的男人，浮肿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他的右手已经抓住了我的右手，以一副专心致志的样子问我，“你贵姓，你们从哪里来？”
行啦，我心想，就来这一套。难道这个问题非问不可吗？我发现无论在什么场合，人与人相遇都会这么问。这一提问在人与人的会话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剧本就靠回答这个问题而存在，有长的，有短的，也有歌剧，譬如说，《小站》。
我等着那只讨厌的苍蝇从窗户飞走，随后才开口，通报姓名。“我们从九江过来，只是想看看煤窑，考察一下投资的问题，不排除投资的可能——”
这番自白引来了一阵沉默。
“你们的意思我清楚了，”祁老板清了清嗓子，友好地瞥了我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不过最近风声很紧，我们有四个煤窑已经停了两个。”
“我们认识省市领导。”杨尚德回答说。
“这里不归江西管。”祁老板大声说，拉住我的手，怕我跑了。
“可你的煤要从江西才能拉得出去。”
一开始同祁老板交谈，我还真是担心。可现在杨尚德的确表演得很好，他的谈话完全分散了我的忐忑不安的情绪。尤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祁老板那张始终蔑视地噘起的嘴，已不自觉地松弛了下来。他从桌上拿起一包中华烟出取一支递给了我们，杨尚德不抽烟，他没有接。
“行啦，杨老板，”祁老板声音嗄哑的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干。那两个被查封的煤窑，只要挖开土堆就能恢复生产。但我得告诉你，这煤窑没有任何官方手续。”
“这不成问题。”杨尚德很爽快地回答说，“你负责湖北政府监管部门，我负责江西这边。”
“你打算对这两口井投资多少？”祁老板两眼死死地盯着杨尚德问道。
“你建一个煤窑的成本是多少？”
“七八十万。”
“不行，这成本太高，我没有那么多资金。”杨尚德眼睛望着一旁，说，“除了这笔固定投资外，我还得要考虑公关费用和劳动力成本——”
“这好办。公关费完全不用预支现金。你可以以领导参股的形式给他们回报。至于劳动力成本嘛，那也是有办法的，这要看你会不会操作。”
“怎么操作？”
“市场上有专门吃这行饭的，按人头抽成，大的一个两百，小的一个八十元。我这里有二三百号工人，每月工资支出平均每人不超过两百。”
“这么低工资？要是他们逃跑怎么办？”
“来到我这里的工人，第一天就要接受‘培训课’，就像你用鞭子教牛学会耕地一样。通过培训后，他们就不再跑了，也不敢跑。我们对这些工人按班排人数分组，由负责监工的班长、排长管理他们。早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准时休息，一律实行军事化管理。”
办公室里的气氛已经变得平和而亲密。刘秋生的双膝也不再打战了，甚至哈哈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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