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在沿湖湿地上沿着有潮气的公路，朝着都昌所在的方向驰行，前面，庐山的上空可见巨大的云朵，太阳已经升起，空气清凉，紫色的晨雾缭绕；金灿灿的油菜花布满山谷，飘着阵阵的清香；公路两边随处可见垂柳、沟渠和鸡冠花。石磊在驾驶座上微微俯身，手持方向盘，让车沿着白线在寂静而又神秘的公路上行驶。他精神抖擞，一路说着笑话。
“伙计，你酒量不错吗，哈哈！”
“得啦，乱七八糟的，你还要取笑。”说完，我侧过身，伸手拍了拍刘秋生的肩胛，“伙计，昨天晚上的事真是对不起啊，你的事全都给我搞砸了。”
“行啦，别提这事了。”刘秋生推开我的手，他说，“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伙计，我说过，那领导跟我是铁哥儿们，不会有事的。”
“是吧，我说没事，伙计。”石磊大大咧咧地说，“我是说他那个领导，他是不会在乎你说了什么，他只在乎坐在他旁边的那位空姐。可惜呀，可惜！”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要是说出来，刘秋生还不把我给宰了。”
“石磊，你在胡说什么了？”刘秋生终于坐不住了，他大声声辩起来，“我和王挽鹭是朋友，这不错，也就仅此而已。我请她吃饭都有五个月了，而且就这一次。你想想，她在天上，我在水里，我们怎能交汇？”
就在这时汽车已经开出荷塘镇，在离这里几十米远的一个十字路口，车辆堵塞，石磊并没有减速，从停着的车辆旁边开过，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车速从加油站的车道上冲了过去，把一张张目瞪口呆的脸庞远远抛在车后。“嗨，这可不是在海上啊，你得——”刘秋生还没有来得及说完，一个警察叔叔开着警车，正鸣笛向我们追赶过来。“停车！下来！”那警察叔叔是个高个子，身材结实，肌肉发达，标准的警察小平头，颈部上的青筋绷得紧紧的，面无表情。他冲着我们又吼又叫，“开这么快！这路是你家的啊？”那儿还有另一名警察叔叔，看起来神色严峻，一见石磊就很反感。
“把驾照拿出来。”
“噢，驾照在这。”
“你是军人？”他一边看着石磊部队的驾照，一边狐疑地盯着他问。
“不像吗？”
“我怎么知道。”警察叔叔笑着说，“你超速了，要罚款。”
“罚多少？”
“五百。”
我们说，我们总共有三百元，只够到都昌一路上用；他们说，这不是菜市场，岂能讨价还价？五百，一分也不能少。石磊大声抗议，那警察叔叔威胁说要刑事拘留他。我们只好交出五百元。我要他出具罚款票据，那警察叔叔气急败坏，他指着我说，“你们再不走，我要把你们的车也扣下来。听见没有？”
石磊的脸顿时变得通红，“你简直是他妈的在抢劫啊！”还没有等那警察叔叔反应过来，石磊把车加速到一百公里，不仅如此，他居然从一个三岔路口冲了过去。令人吃惊的是：这次那些警察叔叔并没有开车追赶我们。
石磊将车速减慢，从车窗往回看了看，那辆警车竟然连牌照都没有挂。而两位警察叔叔的身影显得那样渺小、滑稽。
“嗬嗬，真是个不错的地方嘛！”他愤恨地挖苦道，“把我们的钱全抢去，还要拘留我。他妈的这些警察，干这种事可是轻车熟路。”
“他们既没有出示证件，那警车连牌照都没有，极有可能是假警察。”
“妈的，怪不得我一直都觉得哪儿不对劲！”我们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还是开心些，别想算了。现在我们身上还剩下两百元，一直要用到都昌，只好搭上些要赶车的人。在快到湖口渡口时，我们突然见到一个男人正在公路上行走。石磊把车开到他前面停下。我对他说，“伙计，别浪费时间了，他要是有钱还会走路？”
“搭上他开开心！”石磊笑着说。那家伙衣着褴褛，蓬头垢面，两眼茫然，仿佛经历了一场磨难似的。他说他名叫吴正官，把中国都走遍了，总是踹酒店的门，有时索性踢开门去讨钱：“我家在红安革命老区，给我点钱吃饭。”他说，这方法很管用，从没遇上麻烦，真是走运。我们问他不怕被酒店保安赶出门？他说，敢！如果他胆敢赶我出门，我们大军一到，他们就得跪下来求我们。
“哈哈！你瞧瞧，我说吧，”石磊放声大笑，“我告诉过你会很开心，伙计，这种人真是很有意思！你肯定想象不出来，当你受到饥饿的威胁时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那时在越南战场，他也这么干过。他于是给我们讲起他第一次上战场的那些往事——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越南人炸掉班翁水库后，将我们运输粮食的车队所经过的公路全部给冲毁了，粮食无法运到。我们出发时带的三天量的干粮已经没有了。我还记得那天深夜的情景。惨淡的下弦月横卧于波涛之上。我们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河水浮满藻类，而且一直呈亮闪闪的弧形往下游流泻。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坦克和车辆，在金蛇一般的月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叫骂声混作一团。蹚过河水后，我们和一些先头部队的战友便安顿在靠松山高地边缘的一片草地里。我趴下的那个地方，头碰着别人的脚一行行排好躺着，像摆在纸盒里的香烟。在我们刚到来时，这草地还没有被践踏过，还干干净净。我一到就躺倒地上，饥饿难忍。在离我不到两百米的地方，有一只野狗在啃吃烂泥，吞食——有血、肉、骨骼的东西。在打扫战场，把地方腾清。我饿得眼冒金星，心想，我为什么不行呢？我努力想象，使自己相信自己是一匹狗，就在壕沟深处躺着死了，正在被蚂蚁啃吃着。我的全身由于无数细微的变化慢慢地变为一种无知觉的物质。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也许自己已成为草的养料了，我的血肉一定能够使土地肥沃起来。青草很高兴地继续地生长，爬地龙的根，就在我躺着的地方，它使我们布满水珠的身体冒气，使四处散发出草根的，艾蒿草的强烈呛人的气味。于是我尝试咀嚼草根，希望能稍减饥饿之苦，同时还想着：这像生菜，苦涩的绿汁使我的牙齿像粗齿锉似的，一条细长的根像剃刀般割伤了我的舌头，痛得像大烧。在灰蒙蒙的拂晓中，沾湿露水的草呈灰色。我吮啜着青草，把它全吸了，使它全部进入我的体内。
天亮以后，我们终于在山下碰到一位越南‘农民’。起初，我想用越币跟他买粮食，可是这个老家伙就是不肯卖，也不愿意要钱。于是我用枪顶着他的脑袋，当时他正蹲在门槛上抽着水烟。‘老乡，’我说‘我要吃东西……’
老家伙抬起他那双浑浊的眼睛的暴眼珠，朝我看了一下，又垂了下去。
‘我说解放军同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都什么时候了，难道我在家里准备大鱼大肉恭候你们大驾光临不成？’
他妈的，这家伙竟然还会讲出一口流利的汉语。我气呼呼地咕噜着，朝老家伙当胸就是一拳，‘你敢跟我说这种话……’
我掉过头去，看到不远处撂着几麻袋的粮食。有只端庄的红公鸡正在院场里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安详地梳理着羽毛。
我一个箭步蹿上前去，把红公鸡踩倒在地，鸡头在我靴子下喀嚓一声碎了，里边东西直往外流。雪白的鸡颈横在又浓又稠、热气腾腾的血渍里，死鸡的翅膀还在扑棱。
‘他妈的！’我一边说，一边用枪管拨弄着摊在地上的死鸡，‘你——，去把这鸡给我烤一烤。’
老家伙浑浊的眼睛闪着光，他拿起鸡，向厨房走去。
‘我说同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你们全都忘了么？’说罢，带上门走了进去。
院场里，战友们已围坐在他们的锅前。粮食是他们从老家伙的米缸里舀来的，他们人人都像一群乖巧听话的小学生，笔直地坐着，一动也不动，而且谁都没看鸡一眼。
我用稻草擦净鞋子，走到大门外，又回到院场里，心里十分郁闷。太阳像个廉价的耳环，挂在院场的上空。‘这小子有两下子，’其中一个议论我说，挤了挤眼睛，舀起一碗米饭。
我们像相互尊重的政府官员和商人那样斯斯文文地吃着早饭，吃光了烤鸡，米饭也被吃得一粒不剩。
我们还强行将粮食搬上车拉走，当然，不忘甩给他一叠人民币。奇怪的是一见到人民币，那老家伙浑浊的眼睛就来精神。他不计前嫌，显得十分高兴。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广西龙州县人，他越境到越南承租了三十亩田，已种了四五年。中越边境形势紧张后，他也回不了国，而我们部队买粮食的越币早已在越南作废了（现在越南人用的都是苏联版越币，而我们当时拿的越币还是中国版的），所以他不收，他只收人民币。我敢说那顿早饭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吃得最香的，同时也是吃得最受罪的一顿早饭。那顿早饭让我的心叫杀生给染红了，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呻吟，在滴血——”
石磊讲起这些往事非常激动，脸上都冒汗了。汽车来到湖口渡口。由渡船把我们载到鄱阳湖对岸。“下车吧，伙计们！我们得要好好瞧一瞧这清浊分明的鄱阳湖的水，听听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的石钟山美妙音乐。”
石磊戴着太阳镜，叼着香烟，从车上跳了下来。我们也跟着爬下车，靠在船栏杆上，望着这条犹如一只巨大的宝葫芦系在长江腰带上、被称为众河之母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伟大湖泊。绿幽幽的波浪落魄似地向北奔腾咆哮，白鹤和红雁在蓝色的晴空中盘旋、飞翔。武宁的杉木、井冈山的翠竹、丰城的煤块、都昌的硅沙、星子的云母石，还有长江的浮物，以及在其三条支流上沉浮的杂物都一齐顺流而下。烟雾缭绕的炼油厂在河岸一旁渐渐远去；河的另一岸，昏昏欲睡的湖口县城弯弯曲曲的树丛离我们越来越近。在晴阳高照的春日午后，轮船扯起一缕青烟，发出“突、突、突”的轰鸣声。石磊正向最上层的船桥奔去。我听见他在喊：“石钟山，嗨，我看到石钟山了。”刘秋生同他并肩站在一起。我在想，玉皇大帝当时真不该把两口玉石神钟脱落在这里。
我们的车开下渡船，在狭窄的缝隙中超了两三辆车，驶出湖口渡口。我们一直把吴正官带到湖口县城。
吴正官一个愚昧无知、骨瘦如柴、耳大如驴的人，就坐在我们近旁。他脸上布满充血的皱纹，活像是一条条伤痕。他向我们眨了眨眼睛，轻声说道，“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讨些钱，给你们加油，同你们一起到都昌。”
石磊和我们真是喜出望外。他和我下车跑去买茶叶蛋和矿泉水，打算就在车上吃午饭。刘秋生留在车上。
我们在湖口等了一小时，等吴正官上车；他不知道到城里什么地方混饭钱去了，我们一直没见他露面。
那个死乞白赖，撒谎不打草稿的牛皮大王，日后只配收收破烂的滥小人吴正官再也没有回来，我们便开车离开湖口。汽车继续往南行驶，我们又搭上了另一个人。这是一个女孩，看上去长得还挺漂亮。她的毛线衣衫口开得很低，□□丰满高耸，十分勾人。可这女孩傻乎乎的。她说她有一个姑妈，在蔡岭开着一家杂货店，只要我们到了哪里，就有钱给我们。石磊笑得嘴都合不拢，就差一点没从驾驶座上滚了下来。这使他想起了在新港我们搭的那个家伙，说的话简直一模一样。
“好啊！好啊！”他大声说。“咱们大家都有姑妈，听见没有，咱们上路，一路上去看姑妈、姑父，还有杂货店！”我问她这次要去哪里？她说去中馆。我问他干吗到中馆，她说回家。“那你来湖口干什么？”刘秋生笑着问她。“我姑父在这，他说替我在一家餐馆找了一份服务员的活干。可结果那服务员没走，我只好回家。”
我问她农村的夜晚都干什么，她说没干什么，在门廊上用麦秆编织草帽。“除此之外还干过什么有趣好玩的事吗？”我试图暗示她讲一些男女之间诸如谈情说爱之类的事。她脸一下红了起来，黑黑的眸子扫了我一眼，有点敏感、懊恼。她一片茫然，不知道渴求什么。她只是不停地唠叨什么洗衣服啦，喂猪啦，打柴啦，割稻子啦，去外婆家过生日啦，想到县城去看场电影啦，什么衣服穿起来最好看啦——她去年春节穿的那件最满意，红色尼绒外套，水晶扣子。
“星期日下午你干吗？”我问她。她说，坐在门口看日落。她喜欢坐摇摇椅。“夏天晚上，你干吗？”又是坐在门口，看庐山上的车灯，只有萤火虫那么大，同她母亲一道剁猪草。“夏天睌上你父亲干吗？”他总是干活，在稻田里，看水库放进来的水灌进田里没有。“你哥哥在夏天晚上干吗？”，他打牌赌钱，整夜不回家。她问我们要去哪，我说去都昌。她说，都昌她去过。她有一个叔叔在民政局当退伍安置办主任。“我有一个兄弟，打算今年退伍，找你叔叔是不是有用啊？”我说。
“这我可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他家的住址，你们可以上他家找他。”
“唔，太好了！”石磊转过头，“你说的可是真的？”
“他叫卢平，我把他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你，你可以去问好了。”她说，看起来很难受，那说话的口气和模样儿挺逗人喜爱。
我问她都去过什么地方，她说，她只到过县城，但想去九江。
“九江没什么好玩的。”
“不见得吧。”她说，抿着嘴唇。她年纪太小了，看上去也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
我们的汽车一路沿着九景公路行驶，南方温暖的气候使我们的心情格外舒畅。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河流、山谷、稻田、村舍和站在路边，手牵着牛肩扛犁耙直望着我们的农民，我真想自己有两只翅膀能够飞越这千山万水。
我说，我小时候每次坐车看见车窗外的风景，总想伸出手去摸一摸，有时候又幻想自己飞出了车外坐在白云上，静静地俯瞰大地。“这感觉真是太好了！”石磊嚷道，“我也这么想过，可我不想用手去摸什么——伙计，我是用刀。我用的刀应该非常长，能够一下子把远处的大山都拦腰砍断，削平山峰，一直伸展过去，把更远的山也夷为平地，同时把沿途的每一块语录牌统统削断。说到这事，我就想起了“特殊年代”后期的一些事儿。那时我还不到七岁。有一次，村里来了一帮小粉红，他们个个拿着砍刀往我家果树园子里冲来。那是一个两三亩大的梨树林，是我爷爷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当时，我正趴在树上摘梨子吃，这些小粉红就冲进了果园。他们手舞着砍刀，不到半天时间，一大片果园就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哭着，喊着，但没有用，没有谁理睬我。那时候，我真想冲上去咬他们几口。我记得还有一次，也就是一九七一年的冬天，一辆绿色的解放牌汽车开进了我们村，车上一群小粉红押着三个人。他们头戴尖顶的白纸高帽，脖子上挂着一块写有‘打倒×××××份子×××’字样的大牌子，个个战战兢兢，低着头；而小粉红们则昂首挺胸、斗志昂扬。村子里锣鼓喧天，歌声嘹亮。批斗完这些‘×××××’份子后，解放牌汽车就要往下一个村子开去，就在这时，我忽然看见我父亲也被他们戴上高帽子押上了车。那辆解放牌汽车开得很慢很慢，所以我现在最讨厌开慢车了，我跟着它跑啊跑啊，我想把父亲从车上拉下来，我父亲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我，不说一句话——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父亲。我后来经常问我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抓他走？母亲告诉我，要我相信父亲没做过任何坏事，他是个好人，一生勤劳俭朴，不善言语，性格内向。”
我们就聊着这些事儿，越来越兴奋、激动。很快就要进入都昌境界，我们高兴极了。石磊握着方向盘轻轻拍着手掌。“到家了！”他大声叫起来，面对窗外，“我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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