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外公的丧礼结束后，外婆第一时间回来这边。行李没带走，自然不必再大包小包带回来。当初带走的全是外公的东西，如今回来便是一身轻。是真的一身轻，轻松得很。
这次回来，外婆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看见我，满眼笑意。她还是喜欢没有外公的生活。也不喜欢跟那两个儿子住一起。
她曾说，等外公死了就搬去寺院住，一个人清静。后来我说，要不你就留我身边陪我吧。她倒没说什么。现在看来，她还是想有人陪的，但又不想住儿子家，给他们当牛做马，干家务，照顾曾孙，还没有工资。
之前外公没有摔断腿时，外婆还有份工作，给一个老太太当住家保姆。工资每月三千。她可高兴了。一干就是好几年。
没想，外公一摔断腿需要人照顾，四个子女就把他推给外婆，让她辞掉工作，搬来这间套房，开始跟外公重新同住一个屋檐下，还没了自主的经济来源，只能依靠子女隔个两三月才一人送一千块的紧巴着过日子。没了尊严。
有没有尊严感，旁人是能感受到的。外婆是个很傲强的人。每回看她从子女手中接过那一千块钱，她的神情都像受着极大的委屈还不敢发作。私下里也总在我耳边念叨“老了就没用了”“老了都没人要了”“没工作活着有什么意思”“活那么长干嘛，老了就没用了”等等的丧气话。
有时候想想，只能慨叹，外婆只是时代洪流里被冲击着、无所适从的又一个普通人：不是极幸运的那种，也不是极不幸的那种，而是极普通的绝大多数的那种。而且，她还是绝大多数的那种中的主要承受群体，而非是相对的既得利益群体。——只因，性别不同。
外婆就像他们那一代人一样，因为时代而有了地、有了房，但不是她们的，而是他们的。之后，又因为发展，没了地，而房又给了儿子，自己落得好像有家，又好像无家可归的窘境 。
临了临了，大概率的是要照顾老伴，但对方多半不会感激，反而会理所当然地享受她们的照顾。
即便像外婆这样成天怒怨他“我是给你做奴才啊？！”——也照样是说归说，但行动上依旧日日照顾着那个一起过了一辈子，其实没有感情，甚至更多是怨怼的老伴。
这就是他们那一代普通大众的群画像，她们的群画像。哪怕像我外婆这样要强的，也不例外。
如果真有快乐，那外婆的快乐或许也是直到现在才真正开始：外公走了。她再没有了“必须背负”的责任，再没有了会被“大家”要求她应该照顾的谁，她终于可以过自己的生活！
只是，这时候，过去几年一直请她照顾的那个只比她大几岁却生活不能自理的阿婆——已经死了。外婆没了可以继续做住家保姆的工作机会。她彻底失业了。没有了可以自食其力的机会。
然而，这还不是外婆最大的遗憾，也不是她现在日日挂怀的屈辱感的真正来源。
现在的外婆，正处在一个矛盾又挣扎又不好解决的困境当中：
既想有人陪伴，又不想再给任何人照顾小孩，替人操持家务，还没有工资。所以才不想跟儿子住一起。
既需要生活费，又没有工作，不想伸手要钱，又不得不接受子女送来的那点钱，紧巴巴过日子。也因此而自觉好像在子女面前矮了几分，说话都不敢大声，又不得不压抑着这份屈辱感。
在她身边，我看到了时代加速变迁背景下，现在普通的两代人跟过去普通的两代人存在的一个很大差别：
老一辈人仍然会把财产留给儿子，给男人，但是责任没有被继承。社会给男人、给儿子松绑了很多责任，却还在观念上保留了男人、儿子享有的很多权利，——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隐患：“权”“责”越来越不对等，尤其男性享有了更多不必承担相应责任的“特权”——责任由女性成员代为承担。并且更加**，不加掩饰。
这才有了外婆的生活费不仅需要看儿子心情给，还需要女儿来接济。如今住的是女儿这边的房子，自己也不想住在儿子家。自己做了所有社会灌输给她让她“以为”应该做的，也是她的子女认为她应该做的、应该背负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并没有回报她在过去或许还可以享有的那些“母亲”的权利和待遇。
她没了房子，没了收入来源，还不能理直气壮地向谁讨要说法，讨要回报，讨要权利。
这些变化——男性松绑了很多责任，却还享有比责任更多的权力、福利，女性多了很多表面“权利”却没能得到有效落实保障，还要同时承担所谓的“对等责任”——实际却是“权”“责”极不对等。
男性的既得利益者地位依然稳固，并且多数男性反而过得比过去更好。因为虽然权利少了些，但责任少了更多。相比起来，男性个体过得更加自由且拥有比同阶层、同条件的女性个体更多的资源优先权，且同样性质的行为他们要付的代价也更小。
这些变化趋势还在继续。到我妈那一代开始加速，到我这一代才开始矛盾激化：
比如开始有群体规模的体量人数（尤其是女性群体）愿意持续发声，质疑家暴的施暴者犯罪成本过低，受害者维权成本太高；
比如生育成本、养育成本，女性承担的事业风险，终身要偿付的总体代价显然比男性高太多，但社会对这部分应该帮扶女性群体的责任承担的很少，多是推给家庭，而家庭又推给女性个体，最终还是由女性替社会承担了这部分的主要责任；
比如质疑原本应该由社会来承担更多的帮扶护幼养老的责任，却被社会更多推给家庭代为担负，再又因为父权观念和父系体zhi下的资源分配特点，而更多推给女性成员来承担主要责任。并通过“家庭”“婚姻”消耗女性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让女性没法像男性那样有更多时间去经营“同性联盟”，再以同性群体的力量来争取更多有利于自己性别特点的资源分配方式，最后也让群体中的个体成员跟着受益。
男性用“婚姻”“家庭”打散女性群体，让女性以个体身份始终处在不利于自身性别特点发展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之中，也让女性很难有意识短时间地相互联合起其他同性，以群体力量来对抗群体力量，以群体力量来争夺资源分配权——这才成就了男性得以以比例占绝大多数地掌控了资源分配权，得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性别特点来制定所谓的“规则”，然后再以所谓的“合法”方式去继续剥削女性群体。
——质疑这些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时代快速变迁背景之下，我和外婆，仿佛就像两个时代的人同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经历这个历史拐点，文化拐点，认知体系的拐点，资源分配体系必将改革的拐点，——这便是我们眼下日常所处在的环境大背景。
而在这样的转型时代的初期，不只是外婆的晚年“无家可归”“寄人篱下”，我的这辈子怕也是注定流浪的。
不只是无家可归。我呀，压根儿就没有过“家”。
*
2.
和外婆单独过了两年，到第三年，疫情不再管控。我带外婆去打过疫苗后，大家都叫她乖乖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可她偏当耳旁风，一天都待不住。非要一次不落每天早晚准时去那个固定场所跟着一帮莲友一起念经。结果，毫不意外地感染了病毒，一回来就直接躺床上。
我觉察到她一回来就闷头睡觉不太正常，特地瞧了下。摸了她额头，还真烫！量了体温，38度。
赶紧给她吃药，喝维C。
幸好早早备了一箱药（都是几个月来陆续攒起来的），要不然这会儿要用怕是不够呐。——不只是外婆，后来还有我，还有老妈，都得从这里拿药。
我是被外婆传染。老妈则是自己在外面感染到，怕传染给我们才刻意不再过来。哪知道，外婆自己跑外面感染了病毒再带回来传染给我。
全家就我没打疫苗。好在我比较警惕，稍微觉得喉咙有些痒疼、干燥，立马吃药。量了体温，37度。
好在还是控制住了。第一晚最难受，喉咙像刀片割着。到了第二日，我的低烧基本退了。
没想到，平时看着比我强壮许多的外婆，这回反倒拖拖拉拉持续了一周多才好。
每日白天退了点温度，晚上又会重新烧起来。她许是怕了，难得乖乖听我安排，配合着饭来张口，药来吞下，没事就躺床上。白日精神好点，还会跟我到阳台去晒晒太阳。
这么折腾了一周，体温才真正恢复正常，不再反复。但还是被我摁在家里不许她出门。又再待了一周，她才第一次出门。还是趁我不在时，自个儿偷偷溜的。
有了一次，胆儿就肥了。两次、三次……我看着没事，才不再拦她。而她呢，早就不怕了。念经活动继续。
那之后不久，她的其他三个子女才陆续打来电话问她有没有事？——那会儿，他们自个儿正好感染了病毒，正在家里待着。这才想起来顺便问问她。
外婆笑哈哈说自己早就感染过了，也好了，所以不怕。
若换做我是她，我这会儿才不会这么高兴地跟他们几个说这些。只会敷衍几句叫他们照顾好自己就挂掉电话。这么不上心的关心，我对他们上个什么心？
——但这样的心理活动只能放在心底。我想我的，面上则当没看见，没听见。不掺和，也拒绝被卷入其中。他们的事，与我无关。
*
3.
外婆新冠刚好没几天，姨婆就打来电话，说她病了，没药。
外婆赶紧给她送药去。家里还剩几盒，且这会儿的药店根本买不到药。
只是……即便有了药，已经躺了十几年的姨婆这次到底没能扛过去。年前死了。
外婆只提了两句：“我躺了一个礼拜，才知道你姨婆天天那么躺着真辛苦。”“幸好她是年前死的。要是等过年时再死，那得连累多少人过不好年。”
虽然我对这个姨婆了解不多，但看得出外婆跟她关系不太好。平日姨婆打电话叫外婆去看她，外婆总推三阻四，通常叫了三四次才会勉强去一趟。平均三四个月才会去看她一回。
疫情管控放开后，我们被感染的那次，是我回来后头一回听外婆说自己躺了一周多才有些因理解而同情姨婆躺了十几年的不好受。但是对于姨婆的离世，外婆更多的是轻松。
家族中，似乎就我成天不避讳“死亡”。一旦谈到死亡的话题，我能说得很多，很深。但多数时候，那些只能写在文字里。跟朋友也少有提及，更别说讨论——他们避讳。
然而我没想到，在外婆身边这几年，倒是时不时能跟她聊上几次“死亡”话题。每次聊，她都会听，也变得越来越敢于跟我聊这些。
或许是我敢聊，并且态度上就像在聊平常吃饭睡觉那样的日常琐碎，多少也影响了一直在想却不太敢提“死”的外婆，悄然改变了不少她对死亡的态度。
现在的外婆不仅不再避讳死亡话题，还说得挺“日常”。但也只能跟我单独聊时才这样。她的子女（包括我妈）还是不太愿意听她说这些。
她一起个头，他们要么就阻止她说下去，要么就转移话题，反正不会像我这样跟她饶有兴趣地聊深下去。而我最常跟她重复的一句话：死不可怕，可怕的是生不如死。自己不能生活自理，就是生不如死。
外婆每次身体不适又逞强不肯乖乖配合好好静养的时候，我就拿这话吓唬她：
“你要是死了倒没什么，反正人都有一死，不过是早晚的问题。怕就怕你没死成，还落下什么后遗症，比如半身不遂之类的。到时候，你自己不能生活自理，还连累别人辛苦照顾你。你会高兴吗？你想吗？就算你愿意，你认为你身边有谁会那么有耐心能一直好好照顾你？能用心照顾你多久呢？你敢想下去吗？”
她每次听我这么说，再不甘心也会乖乖听话。
不过这么狠的话，也就我敢说。并且我是真心这样想的。所以她能听进去。也才让我在她感染病毒又好了之后的那三个多月里，因为她的配合而得以减轻不少照顾她饮食起居的劳作负担。
那三个多月，我简直成了全职保姆：洗衣、做饭、拖地、买菜，家务我全包。
谁会想到同样感染了病毒，打过疫苗的外婆的身体在病好后竟然一直虚着，还不如没打过疫苗的我的身体的恢复程度。——果然，平日里看到的壮实，到底是比不过年轻的身体的恢复能力。
那三个多月，除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威胁之外，我另外重复最多的一句——“你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我最大的照顾。我可不想再加你一个负担。”
很真实，也很有效。就是辛苦了点。得天天重复——持续三个多月。
到底是她老人家健忘，总要我反复提醒才会听话？还是只有这么持续提醒，她才能够安心，乖乖地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不是主动干活反而给我再添一个除开家务以外还要额外多照顾的——又生病的她——这个负担？
我想，我心里有个理解版本，而她的心里应该也有个自己的理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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