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比蜀道更难的，是承载着一个帝国残梦与无尽悔恨的流亡之路。颠簸的车轮碾过湿滑的石板，每一次震动都仿佛要将玄宗残存的最后一丝精气神震散。他蜷缩在昏暗的车厢角落，怀中紧紧抱着那个装着我的紫檀木提盒。
高力士守护在侧，像一尊沉默而疲惫的石像。玄宗怀抱的温度——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冷，混合着绝望、恐惧和对贵妃之死的锥心之痛。他的心跳微弱而紊乱，每一次搏动都带着衰朽的气息，如同风中残烛。曾经睥睨天下的雄主，此刻只剩下一个被命运彻底击垮的老朽躯壳。
覆盖着我的明黄锦缎，吸饱了蜀地潮湿阴冷的空气，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霉味，混杂着车厢内挥之不去的药石苦涩和衰老的体味。外界连绵的雨声、马蹄踏在泥泞中的噗嗤声、车轴不堪重负的呻吟声，交织成一曲单调而压抑的送葬曲。
回望长安的方向，只有层峦叠嶂的剪影和无边无际的雨幕。那冲天而起的火光与浓烟，那海啸般的哭喊与崩塌，都成了烙印在“我”感知深处的、关于盛世终结的最凄厉印记。
车驾最终抵达成都，这座西南的重镇成了流亡朝廷暂时的栖身之所。行宫简陋，远不及长安宫阙的万一。惊魂甫定的皇室和随行臣僚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苟延残喘的“偏安”。那是一种弥漫在行宫上空的、近乎麻木的平静，但这平静之下，是更深的惶恐与不安。
玄宗的精神彻底垮塌了，他沉溺在往昔的幻梦和对贵妃的追思中，对朝政几乎不闻不问。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的消息传来，行宫内的气氛更是微妙。玄宗被尊为太上皇，这尊号像一件华而不实的外袍，披在他日渐枯槁的身上，更显凄凉。
高力士小心翼翼地侍奉着这位失去一切的老人，而我，则被安置在行宫深处一个不起眼的柜阁里，裹着那已经有些发潮的锦缎，与尘埃为伴。高力士每次查看我时，眼神复杂而忧虑——他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块玉，更是这个流亡朝廷最后一点象征性的体面，以及他对旧主的一份沉甸甸的忠诚。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灵武和后来收复的凤翔，新帝肃宗李亨在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的拱卫下，艰难地撑起了平叛的大旗。尽管相隔千山万水，尽管帝国已支离破碎，但“传国玉玺”的下落，始终是萦绕在新朝廷心头的一块巨石。
没有“我”，肃宗的登基诏书、调兵符命，都显得底气不足，总带着几分“名不正言不顺”的焦虑。尤其是在叛军占领长安，安禄山、安庆绪父子也曾试图寻找“我”以正其位的情况下，“我”的存在与否，关乎着正统与僭伪的界限，关乎着凝聚人心士气的根本。
然而，长安已沦为人间地狱。叛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昔日繁华的宫阙成了断壁残垣，太液池漂满了浮尸。那座城市弥漫的死亡气息和无尽的痛苦。而“我”的下落，也淹没在这场浩劫的混乱之中。
肃宗至德二载九月，郭子仪率领唐军及回纥援兵，历经血战，终于艰难地收复了长安！消息传到成都，行宫内有短暂的、劫后余生般的喜悦，但旋即被更深的忧虑取代——长安收复了，但传国玉玺呢？太上皇玄宗将如何自处？新帝肃宗又将如何安置这位名义上的至尊？
回銮长安的旅程，比入蜀时多了几分秩序，却少了帝王的威仪，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尴尬与沉重。玄宗像个局外人，被小心翼翼地“护送”回那座曾经属于他的、如今却已物是人非的都城。兴庆宫虽经修葺，却再也无法重现昔日的辉煌气象，处处透着劫后的萧索。玄宗踏入宫门时，那刻骨的悲凉与格格不入。他像一个闯入者，在自己的宫殿里无所适从。
肃宗对太上皇的安置是恭敬而疏离的。他定期问安，礼仪周全，但父子之间那道由马嵬驿兵变和灵武登基划下的深深裂痕，再也无法弥合。高力士作为玄宗最信任的旧仆，成了肃宗及其亲信宦官李辅国眼中需要警惕的存在。
而我，在高力士的守护下，也回到了兴庆宫的秘阁。但这次，包裹我的锦缎似乎也无法隔绝外界弥漫的紧张与猜忌。高力士的处境日益艰难。李辅国，这个在肃宗流亡期间崛起、深得新帝信赖的宦官，权势熏天，野心勃勃。
他视高力士为旧势力的代表，是阻碍他完全掌控内廷的绊脚石。肃宗对高力士的忠诚或许还有一丝旧情，但在李辅国的不断谗言和肃宗自身对权力稳固的忧虑下，这点旧情也摇摇欲坠。
终于，在肃宗乾元三年，一场精心策划的构陷降临了。李辅国诬告高力士“潜通逆党”，并矫诏强行将年迈的高力士从兴庆宫押走，流放遥远的巫州。到离别的那一刻，高力士被粗暴地拖出宫门时，投向秘阁方向的最后一眼。
那眼神中充满了对玄宗的担忧，对帝国未来的迷茫，还有……对我——这块他守护了一生的玉玺——深深的、无能为力的牵挂。那一眼，如同冰冷的刀锋，划开了“我”与这个时代最后一点温情的联系。
高力士被驱逐后，李辅国彻底掌控了内廷，甚至公然对玄宗进行监视和逼迫。不久，在肃宗默许下，玄宗被强行迁往偏僻冷清的西内太极宫，形同软禁。玄宗在离开兴庆宫时的悲愤与绝望，那是一个被亲生儿子和家奴联手剥夺了最后尊严的老人，走向生命终点前的最后挣扎。
而“我”，在高力士被流放、玄宗被迁宫的混乱中，竟失去了守护！兴庆宫在权力交接的动荡中被李辅国的人马翻检、控制，秘阁也不再安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熟悉内情、又对“我”的价值垂涎三尺的内侍，趁乱将我盗出！
从此，“我”不再是深藏宫禁的帝国重器，而是真正坠入了乱世的泥潭，开始了更加凶险莫测的漂泊。
冰冷的包裹被扯开，粗暴的手指带着汗渍和贪婪的体温摩挲着我的玉体。那贼人急促的心跳和眼中闪烁的、如同饿狼般的光芒，说明他显然知道“我”是什么，也明白“我”在乱世中意味着什么——一个足以改变命运、换取滔天富贵或杀身之祸的烫手山芋！他不敢久留宫中，趁着夜色，将我塞进一个破旧的褡裢，混在运出宫的杂物中，逃出了长安城。
长安城外，是比城内更加混乱的世界。安史之乱虽已进入后期，但战火远未平息。藩镇势力在平叛中坐大，拥兵自重，互相倾轧。溃兵、流民、盗匪如同蝗虫般肆虐。
那贼人带着我，如同惊弓之鸟，在乡野小道上昼伏夜出。他不敢走大路，不敢投宿像样的旅店，只能栖身于荒废的庙宇、破败的村舍，甚至露宿荒野。褡裢里的干粮发硬发霉，夜晚的寒风刺骨，远处时常传来不知是军队厮杀还是土匪劫掠的喊杀声和火光。恐惧如同跗骨之蛆，日夜折磨着他，也通过他颤抖的手指传递给我。
他曾试图将我卖给一个据称有门路的行商，但那商人眼神闪烁，出价低得离谱，且周围似乎有不明身份的人在窥探。贼人惊觉危险，仓皇逃离。后来，他又试图投靠一支打着唐军旗号的小股部队，想献玺邀功。然而，那支部队的将领目光贪婪，举止粗野，更像土匪而非官军。贼人害怕被吞得骨头都不剩，再次寻机溜走。
最终，极度的恐惧和现实的窘迫压倒了对富贵的幻想。在一个充斥着鱼腥味和汗臭、人声鼎沸的河畔集市，贼人将我带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当铺。当铺掌柜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眼皮耷拉着，一副见惯世事的麻木模样。贼人哆哆嗦嗦地从褡裢里掏出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我，压低声音，语无伦次地说这是祖传的古玉，急需用钱。
掌柜漫不经心地揭开一层层脏污的布包，当我的真容暴露在昏暗油灯下时，他那耷拉的眼皮猛地抬了起来！浑浊的眼珠里瞬间爆射出难以置信的、混杂着惊骇与狂喜的精光！他显然是个识货的！那八个虫鸟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如同惊雷在他脑中炸响。
他强压下几乎要脱口而出的惊呼，手指在我身上细细摩挲，尤其是那处金镶的玉角，指尖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他能感觉到历史的厚重与权力的冰冷透过玉质直抵心尖。
但他掩饰得极好。迅速收敛了眼中的震惊，换上一副挑剔商人的嘴脸，咂着嘴：“啧，玉料嘛…还行，就是这角怎么镶了金？破了相了！还有这雕工…古是古，但也寻常。兵荒马乱的，这玩意儿不当吃不当喝…最多…给你这个数。”他伸出几根手指，报了一个低得离谱的价格。
贼人急了，争辩道：“这可是…这可是宝贝！您再仔细看看！”
掌柜不耐烦地挥挥手：“就这个价！爱当不当！不当拿走！” 他作势要把我推回去，眼神却死死盯着贼人的反应。
贼人脸上青红交加，恐惧、不甘、急于脱手的焦虑交织在一起。最终，对现实的屈服和对安全的渴望占了上风。他咬了咬牙，颓然道：“…当…当了！”
一纸简陋的当票，几串冰冷的铜钱，便买断了“受命于天”的象征。贼人接过钱时，那如释重负却又带着无尽悔恨的复杂情绪，以及掌柜接过我时，那强压下去的、心脏狂跳的狂喜。
我被掌柜用一块更脏的粗布随意包裹，塞进了柜台最深处一个落满灰尘、散发着霉味和铜锈味的旧木匣里，与一些断裂的玉簪、生锈的铜锁为伍。巨大的落差感袭来：从帝王怀中的至尊神器，到当铺死当柜里的“破相古玉”。这乱世，连天命都如此廉价。
在当铺黑暗的角落里，时光仿佛凝滞。只有无边的死寂、浓重的霉味和偶尔窜过的老鼠窸窣声。外面的世界依旧喧嚣混乱。李辅国在肃宗朝后期权势达到顶峰，甚至被封为“尚父”，公然干预朝政，连宰相任免都需看其脸色。
肃宗本人则在病痛和权宦的阴影下日渐衰弱。宝应元年四月，太上皇玄宗在孤寂凄凉中病逝于西内太极宫。同年同月，身心俱疲的肃宗李亨也在惊惧忧愤中驾崩。父子二人几乎同时离世，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帝国和更加扑朔迷离的朝局。
太子李豫在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等人的拥立下即位。然而，他面对的，是一个比父亲肃宗时更加严峻的局面：安史叛军余孽未平，仆固怀恩等平叛功臣尾大不掉，河朔藩镇已成割据之势，吐蕃趁虚而入，兵锋直指长安！朝廷内部，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争权夺利，骄横跋扈。
就在代宗焦头烂额、长安城因吐蕃威胁而人心惶惶之际，一个关于“传国玉玺现身市井”的模糊流言，如同投入死水的一块石头，在长安城某些隐秘的角落里悄然荡开涟漪。这流言最初可能就源自那个当铺掌柜酒后失言，或是他试图寻找真正识货且出得起大价钱的买家时走漏的风声。
它像幽灵一样，飘进了某些有心人的耳朵里——或许是李辅国残余的党羽，或许是某些试图借此邀功的官吏，或许……是如今权势熏天的新一代宦官大佬程元振！
在一个阴沉的午后，当铺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被粗暴地踹开了！一队盔甲鲜明、杀气腾腾的禁军士兵冲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面白无须、眼神阴鸷的宦官，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掌柜吓得瘫软在地，语无伦次。那宦官根本不屑多问，鹰隼般的目光扫视着店内，最终定格在那个落满灰尘的旧木匣上。
士兵粗暴地将其拖出，砸开生锈的锁头。当粗布被揭开，我重见天日的那一刻，那宦官眼中爆射出骇人的精光！他一把将我抓在手中，冰冷的玉质与他手掌的温热形成强烈反差。他仔细查验着每一个细节，尤其是那金镶的玉角，指尖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带走！所有相关人等，一并拿下！” 宦官尖利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掌柜和伙计如同小鸡般被拎起拖走，当铺被查封。掌柜极致的恐惧和绝望，以及那宦官将我紧紧攥在手中时，那如同抓住无上权柄般的亢奋与贪婪。
是程元振本人？或是他的得力爪牙？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再次落入了权力的漩涡中心，只是这一次，掌握“我”的，是比李辅国更加肆无忌惮的阉竖！
我没有被立即送回皇宫。而是被带到了神策军的某个军营深处。程元振（或他的代表）需要确认，更需要利用“我”的价值最大化。我被安置在一个铺着锦缎的漆盘里，由重兵把守。
军营里弥漫的铁血肃杀之气，以及程元振一党围绕着“我”。他们在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机，一个能向新帝代宗献上“重宝”、攫取最大政治资本和恩宠的时机。
时机很快到来。广德元年初，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以史朝义兵败自杀、余部投降而告终！消息传回长安，举城欢腾，朝廷上下也暂时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普天同庆”的氛围中，程元振隆重地向代宗李豫献上了“失而复得”的传国玉玺！
献玺仪式设在勉强收拾出来的大殿里。虽然极力想营造庄严气氛，但劫后的殿堂难掩破败，群臣脸上也多是疲惫而非纯粹的喜悦。程元振手捧盛放着我的金盘，步履“恭谨”地走到御阶之下，声音洪亮而带着难以掩饰的得意：“陛下洪福齐天，圣德感召！逆贼授首，神器重光！此乃天佑大唐，陛下承继大统之明证！臣等幸不辱命，寻回传国玉玺，恭献陛下！”
端坐在龙椅上的代宗李豫，在看见我的那一刻，身体明显地震动了一下。他眼中瞬间闪过极其复杂的光芒：有失而复得的巨大惊喜，有对帝国重归一统的欣慰，但更深处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与疲惫，以及对眼前这位跋扈宦官更深的忌惮。他当然知道程元振是如何“寻回”我的，这与其说是天佑，不如说是权力游戏的又一次肮脏交易。
他缓缓起身，走下御阶，亲手将我捧起。那触感冰凉依旧，但此刻，却感觉有千钧之重！这重量，是八年战乱的血泪，是万千生灵的涂炭，是帝国破碎的山河，是藩镇割据的隐患，更是宦官专权这柄悬在头顶的利剑！他清晰地记得父亲肃宗被李辅国操控的屈辱，而程元振，比李辅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好！程卿忠勤体国，功莫大焉！” 代宗的声音带着刻意的激动和嘉许，将程元振的权势推向了顶峰。群臣山呼万岁，但在这山呼声中，我能“感知”到许多目光的闪烁和内心的不以为然。程元振志得意满，权倾朝野。
然而，“我”的光芒，已不复当年。当我的印文再次钤盖在诏书之上时，那朱砂的色泽似乎也黯淡了几分。朝廷的诏令，出了长安城，效力几何？河北诸镇表面归顺，实则形同独立王国，自署官吏，不纳贡赋。
吐蕃的威胁并未解除，同年十月，吐蕃大军竟趁虚攻入长安，代宗仓皇出逃陕州！虽然后来在郭子仪的努力下收复长安，但这奇耻大辱再次重创了帝国的威信。而程元振，也因护驾不力、专权误国，最终被愤怒的代宗和朝臣联手流放，死于途中。
宦官倒了一个程元振，却又冒出了鱼朝恩、骆奉先等新贵。藩镇之祸愈演愈烈。在代宗朝余下的岁月里，我虽然被供奉在太极宫的某处秘阁，享受着表面的尊崇，但笼罩在我周围的，是整个帝国难以逆转的衰败气息。
朝廷的权威，如同风中残烛，在藩镇骄兵悍将的呼喝和宦官集团明争暗斗的阴影下，摇曳欲熄。每一次我被取出钤印，无论是册封藩镇、任命宰相，还是颁布大赦，都更像是一种徒具形式的表演，一种对“天命”尚存的苍白安慰。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在深宫的孤寂里，“我”无数次默念这八个篆字。曾经承载着无上荣光的箴言，在破碎的山河和失控的权力面前，显得如此空洞而讽刺。天命仍在？或许吧。但这天命，已不再是笼罩四海、泽被万民的至高意志，而成了各方势力争夺撕扯的一块遮羞布，成了维系这个庞大帝国不至于彻底分崩离析的最后一丝脆弱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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